Sapere's BLog

[轉載] 練乙錚：談徐立之下台論大陸籍學者角色

2011-11-04T14:49:00.003+08:00

學術是一個非常需要自由的行業，太多框框總令人瞻前顧後，將扼殺學者們的批判能力和創造力，而這恰恰是做學問最需要的其中元素。

這是一個可怕的現實，回歸十多年，從各方人士的行為取態不難看得出，媚共者越來越多。是好是壞很難說，就我自己看來，中共自香港回歸以來一直甚少干預香港事務，而且基本上未見有做過明顯損害香港利益之事。真正經常損害香港利益的，是一群不斷揣摩「上意」的當權者，「老闆」未發話，自己就搖著尾巴去出賣自己人。論政治，香港的舞台太小，只是香港人太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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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2011年11月4日《信報》）

【信報】港大校長徐立之「被自願」辭職，是香港社會大陸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發生此事自然不過，對中共稍有認識的人，無論政治派別，就算當初感到意外，想清楚便知合情合理。九七回歸前夕，時任亞洲學會（Asia Society）副總裁的一位美國人K. Quigley問筆者：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可信嗎？

筆者的答覆直截了當：表面一定不變，這就是交代了；實質十年後兩個樣，尤其是大學和傳媒的話事權和作風，那是沒說的。

2000年7月，港大發生「民調事件」，大家記憶猶新【註】。那是回歸之後，政治權力首次向學術發招。不過，當時過渡不久，特區政府在大學裏可調動的資源不多，需從外面派特使，而且是次政權態度溫文不粗暴，試探一下而已，並非志在必得，這從所派特使的級別及其人性格可以看出。

鯊魚戰術收編港大

事件結果，政府聲譽損失很大，但收穫無疑更豐：它探出虛實，知道高教界精英非不可屈。2007年2月，特區又爆「教育學院風波」，此事件中，特區政府出手用力和涉事官員層級都比2000年「民調事件」的高；其後特首主動成立委員會「調查事件真相」、失利後一再反攻倒算提司法覆核，可見政府自信心已大大提升，儘管這次還是輸了點數，卻悟出更深道理。

鯊魚襲人，先圍着游弋，刻意輕碰兩下，認定可噬，並嗅出弱點所在，最後才血盤一張，把人置於死地，精確俐落。

目的既是降伏高等教育，港大自是首要物件。先前兩次，小試而已；這次有經驗，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你徐立之既被激進學生指摘損害學術自由、要求下台，一招借刀殺人，誰也沒話說，而且不由官員出手，只透過學校「自己委任」的人士及有名望有地位的校友當推手，更是不露痕迹。劇本看到這一回，讀者必油然上心而思之有所悟的一句話，無乃「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徐立之學有精專，領導港大十年而有成，是香港不可多得的人才。平情而論，「8.18」事件中，他的確有過失，卻並不如一部分學生所說是損害了學術自由。當日禮堂內的禮節安排，把個別政治人物不適當地放中心位置且抬舉過高，但也只能說是有損學術尊嚴而已，性質和損害學術自由不一樣。

此外，校園保安安排不當，引狼入室，損害的是政治方面的一般表達自由而不是學術自由，兩者有深刻關係，也有清楚分別：尊嚴始終是表面的，自由則牽涉內容。失去尊嚴，學術在權力面前低頭，忍辱還可勉強負重；沒有自由，則學術不必搞，搞了也是假的。

尊嚴自由兩者有別

現舉例說明兩者之別：辭書《廣雅》，到了隋煬帝登位，便得改名，「廣」變成「博」，《博雅》是也，因為隋煬帝真名楊廣，原來的書名「犯諱」，不得不改。像這樣的事例，史上不可勝數，但如果書的內容沒有改，便只是表的問題，未傷及裏。

弔詭的是，避諱制度執行最嚴格的是宋朝，但偏偏宋朝皇帝有個不殺讀書人的傳統，知識分子當時所處環境，歷朝當中還算是最好的。與此相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漢代黜百家而獨尊儒，清代文字獄，蔣介石迫害左派及開明讀書人，中共虐殺所有不聽話的左中右知識分子、大學改由黨委絕對領導，卻是由表及裏，真正損害、扼殺學術自由了。

嚴格來說，今天的政權力量把徐立之打倒，還不能說是損害了學術自由，但對所有本地學者的學術生命而言，則可謂到了暴力邊緣。政權通過幾個安插好的商家二打六，便可把堂堂一校之長趕下台，學術尊嚴掃地，則往後還有什麼不可以做得到的事呢？教授不能治校了，黨委治校的日子為時不遠。

說到底，學術尊嚴和學術自由概念上不同，實際上卻往往密不可分。黑社會逼良為娼，第一步便是由黨徒把女子輪姦（所謂「列印」），去其自尊，以後接客賣身，便不覺一回事。「8.18」象徵政權力量在學術殿堂裏坐了上位，成為至尊；趕走徐立之，去學術尊嚴，則如同黑社會給大學「列印」。

如此，香港學術界今後怎麼辦？政權不給你尊嚴了，如果剩下來的本地高校各級領導人不能守住自尊這最後一道防線，只管為一己蠅頭小利勾心鬥角，唱高調不幹實事，熱中於權力遊戲而不是學術生活，則其他不在領導位置的學者，怕有心亦難挽狂瀾之將倒！

大陸學者弱點有三

損益香港學術自由的因素和管道很多，筆者試指出一個還不曾有人論及的現象，就是香港高教界大陸籍學者比例漸高。八十年代起，香港經濟多元化，受過高等教育的香港人出路日多，願再十年寒窗讀博士學位走學術道路的港人日少，僅有的一些，一部分留居外國，以致踏進九十年代香港高教大發展之時，稱職教師來源已嚴重不足，好在當時大陸改革開放已有一段日子，一批開放早期便在世界各地最高學府培養成才的大陸學者成為生力軍，紛紛抵港在本地大學任教，貢獻很大；他們在大陸本來就是尖子，基礎扎實，生活簡樸，刻苦耐勞，思考力強，是做學問的好材料。

二十年來，一批又一批大陸學者加盟香港大專院校，不少院校的學系，大陸學者已經過半，而最早來的那些，已經在新陳代謝過程中當上各級學術領導，一些已經是院長或系主任級，取代原有的香港籍學者。這個現象往後如何影響香港的學術自由呢？

筆者從正反兩方面分析。首先，大陸學者都是過來人，對中共以政治權力打壓學術的切身體會，其深刻之處，古今中外難有過之；因此，他們應該是捍衞香港學術自由的中新代中流砥柱。但是，他們有三個弱點：其一，大陸學者多少都是驚弓之鳥；其二，他們絕大多數還有親人在大陸，根還在那裏，政權力量自會利用這個關係，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衞學術自由的勇氣；其三，文化背景關係，他們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從中獲得好處。三點當中，第一點最值得一談。

中國學術界驚弓之鳥最典型的例子是錢學森。他首先在美國因為愛祖國而遭迫害，回大陸後不久又遇上反右、文革，後來更經歷八九六四，數十年來一次又一次親眼見到身邊的同事、教授、學生被政權鎮壓，有的被打死打傷，有的掃地出門，有的自殺，有的流放；幸虧他的學問乃中共所需，而他也懂得自保，任何時候在政治上和中央最高領導人保持一致，才得享天年，臨終才敢向一位還是比較善良的中央領導人吐了那句委婉之極的半疑問，答案其實全中國以他最清楚。

有錢學森這個典型，試問今天哪一個大陸知識分子心裏沒有一重陰影？哪個大陸學者天真得不知道共產黨的厲害？大陸學者到了西方比較敢言，但香港於現時一國兩制之下，在他們的眼中已是半個解放區，說話不得不有所保留。

共黨治下萬馬齊喑

今天，在本地院校裏，能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念，以所學的知識分析社會，進而對時政大膽公開批評而常令當權者不悅的學者，九成九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驚弓鳥效應，在本地大陸籍學者身上，無疑強大而普遍。筆者對此感到可惜，卻能充分體諒，因為知道他們的難處。易身而處，大家可寫包單，筆者也會噤聲。但願本地大陸籍學者現在或將來坐上各級學術領導位置之後，能替一些捍衞學術自由較無牽掛的本地人提供某種程度的保護，形成一種團隊默契便是最好。

珍惜香港學術自由，筆者寄部分希望於本地中新代大陸籍學者。畢竟，這次按政權意志把一個政治上不肯充分合作的大學校長打倒的，不外幾個有權有勢而無後顧之憂、興許都有西方身份關係的香港上流人。搞垮了香港的學術不要緊，他們的子弟都可以放洋留學，與大陸人中的薄瓜瓜輩為伍，左右逢源。

【註】：行動曝光之後，特區政府要員的反應，忠與奸都堪稱經典。林瑞麟（時任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即日代表行政長官向傳媒發表聲明，指「行政長官絕對沒有向鍾庭耀發表任何訊息，要求停止他的民意調查工作」。此話嚴格正確，因為訊息發向校長鄭耀宗，還繞了一圈副校長，才下達社科研究中心。

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則稱，「從未聽過」政府高層提及鍾庭耀，又指董建華派人傳話「絕非其性格」。梁氏話語從來深思熟慮，三分立場九分保險，並不像林氏般會為上司上刀山賣命，因為他有自己的遠大事業要辛苦經營。

[轉載] 龍應台：誰的添馬艦 ——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

2011-10-27T01:42:00.002+08:00

一位來自台灣、生活在港多年的教授，以旁觀者清的角度，輕易勾劃出香港這個國際都會所真正欠缺的底蘊。事實上，我們常聽到甚至常說到的一個詞彙──「香港文化」──其實是空洞的，缺乏內涵的精神使我們形成不了別具特色及價值的風俗與文化，

正如我們常說：物質填補不了人類心靈的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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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2006年6月5日《明報》）

我知道「作客人要有禮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認「你們台灣更糟糕」。所以，講這個題目還真的「我有壓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開闊，容得了善意的直率。

■添馬艦有故事

「添馬艦」這個名詞的來源是什麼？我問了10個香港人，發現10個香港人都不知道。

於是做了些研究。添馬艦，HMSTamar，是英國海軍一艘軍艦，建造在1863年──太平天國鬧得正兇、美國正在打南北戰爭的時候。是一艘3650公噸的三桅運兵船，1897年以後，留駐維多利亞港內，成為駐港海軍的主力艦。在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日軍入侵，英軍退守港島，港府下令炸毁港內所有船隻以免為日軍所用，添馬艦也被炸沉。在一個海軍戰俘的網頁上，我找到那個奉命炸沉添馬艦的士兵的日記：

十二月十一日，海軍忙碌不堪。所有船隻都開往九龍，接駁撤退的部隊……十九點正，上尉下指令要我駛往昂船洲接運傷者。昂船洲已經被連續轟炸了二十四個小時。我運了三個擔架傷者，還有一些勉強能走的傷兵。二十一點，奉命炸沈添馬艦……夜特別黑，一點光都沒有，發射魚雷風險很大……我發射的第一顆魚雷，沒擊中。

在同一頁上，還有一個短訊，作者的祖父當年是添馬艦的水兵。她問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馬艦上，可是最後卻死在里斯本丸的災難中。六十年了，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在添馬艦的生活？」

戰爭結束後，港府打撈添馬艦，一部分撈上來的木板，據說就做了聖約翰座堂的大門。

沉沒水底的戰爭殘骸，竟然轉化為仰望天空的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馬艦」有這樣滲透着血和淚的歷史以後，就很難對添馬艦保持漠然。

但是，為什麼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這些歷史，彷彿不在乎自己的歷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為在殖民教育中成長；殖民帶來物質成就和現代化，同時也剝奪被殖民者對於歷史的細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強勢政府，弱勢社會

今天的添馬艦，原來當然是海水，當年的軍艦添馬艦就停泊在這裏。填海之後，就是中環到金鐘海岸線核心區的一塊多出來的空地，以「添馬艦」為名，紀念香港悲壯的烽火歲月。在它「暫時無用」的幾年裏，添馬艦「意外地」成為香港的市民廣場：14,000個人在晴空下圍坐着吃盆菜；5000個人聚在一起泡茶；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一起看露天電影。這樣一塊「自由放任」的地，在講究精算的香港絕不可能長久。政府決定在這裏建總部。4.2公頃的地面上，2公頃要闢做「文娛廣場」，另一半要建4棟政府大樓，每一棟大約30到40層高。那到底是多大呢？總建築面積，相當交易廣場第一期和第二期總和。建築費用？52億。

在剛剛興起的添馬艦的辯論裏，讓一個旁觀者最覺不可思議的就是，這麼重大的、影響城市景觀和生態結構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過關」。如果是在紐約，在倫敦，在柏林，在東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台北，曾蔭權所提出的「添馬計劃」有太多問題會讓人大喊「未解決」，要窮追猛打了：

譬如問題一，為什麼政府總部要搬遷？人均辦公空間是否真的「嚴重不足」？它的人均辦公空間「不足」是以什麼標準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間做過評比嗎？結果如何？跟民間的人均工作空間相比又如何？這些信息若是空白，它如何證明它的空間「不足」？

譬如問題二，假定數據證明空間確實「不足」，那麼高科技電訊溝通系統是否不能補足？當視訊、網絡如此發達而且一天比一天發達的時候，傳統的所謂「辦公空間」的需求是否應該有全新的定義？是否做過調查研究？是否充分舉證了科技亦無法補足空間需求？

譬如問題三，假定人均辦公空間的「不足」有了科學的證明，那麼究竟應該繼續租用私人商業空間，還是擴大原有政府設施，還是乾脆遷址新建，針對各種選項是否做過徹底的分析比較？3種選項的經濟效應、環境影響、永續發展的評估等等，是否可以攤開在陽光下供學界挑戰，請媒體監督，讓社會檢驗？

譬如問題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較的結果確實是遷址新建為優，那麼，哪一個地址最為適合？為什麼不是亟需建設的九龍東南？為什麼不是資源分配偏低需要關懷挹注的新界？為什麼不是使用率低得離奇的數碼港？為什麼不是廢棄已久的西環屠房？為什麼一定得是添馬艦？科學的理據和說服在哪裏？

譬如問題五，如果政府總部決定落在添馬艦，那麼九龍東南的規劃是什麼？那麼政府山古蹟群的未來是什麼？那麼新填海中環濱海長廊的具體規劃跟添馬艦之間的呼應關係是什麼？那麼西九龍又將如何？西環屠房要作何處理？

從政府已經披露的資訊來看，這些根本問題都沒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答案，但是52億的款項，立法會幾乎沒有異議。各黨派，除了公民黨，很快就不說話了。少數民間團體，只能要求政府在廠商提出標書之後，把模型拿出來展覽。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對根本問題的追究──因為反正也沒什麼人在追究；也不必做任何白紙黑字的承諾。答應展出招標事後的模型，還強調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給意見，政府已經給人民很大「面子」，做了「讓步」了。

香港政府真的強勢有為。民間，也真溫順得可以。

■挖土機你為什麼這麼急？

我無意說，政府強勢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對香港政府充滿羨慕：預算超高(香港政府預算是台北的8倍)，主導性超強，社會力超弱。強勢政府尤其喜歡在工程上展現魄力，因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見的政績。

香港政府的「勵精圖治」企圖是很明顯的：政府剛剛公布了中環新海濱規劃方案，宣稱要「締造令人嚮往的消閒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業中心」，要「發展成為象徵香港的世界級海濱」。天星碼頭旁將興建3組商廈建築群，包括28層高的商廈、18層高的「無敵海景酒店」，以及9層高但是長400多米的「摩地大廈」。除了這「世界級海濱」之外，西九龍40公頃的工程在規劃推動中；添馬艦將有政府大樓群等等，還不必談及大嶼山的開發以及各種跨界大橋的規劃。

政府強勢不一定不好，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勵精圖治」的政府時，當強勢政府像一個巨大的挖土機在橫衝直撞時，社會不能沒有一個深思的心靈和長遠宏觀的眼睛。我們可能必須在轟隆作響、天翻地覆的挖土機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

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提醒的是：

城市規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以維多利亞港來說，中環濱海長廊的建築，勢必整個改變「香港的臉」──舉世聞名的浪漫維港景觀。想像你站到水中央，往維港四周緩緩做360度的觀覽，從西九、尖沙嘴、尖東、銅鑼灣、金鐘、中環、上環，一路流轉回到西九，維港的整體景觀，色彩、光影、山脊線與天際線的交錯，海港與建築風格之間的相輔相成諧調之美，是否有整體的預想呢？或者還是讓每一個海濱工程孤立的、局部的、偶然性依一時一刻之需而發展？

政府山的古蹟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築風格了，曾蔭權無論如何不願承諾保護，這些古蹟若是有一天剷除了，又變成以金錢計算平方呎的地產價值，香港人能夠忍受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嗎？如果保留了，添馬艦52億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補？

如果這一切都還沒想好──那麼，挖土機啊，你究竟為什麼這麼急？

■香港跟誰比？

當主事者總是用「世界級」、「地標」、「香港精神」來描繪自己的「勵精圖治」的企圖時，我們能不能聽見一個小小的、安靜的聲音說，為什麼香港需要「地標」？「世界級」是跟誰比？比什麼？「香港精神」又是什麼？

西班牙的畢爾包怎麼能拿來跟香港比呢？畢爾包需要FrankGehry的古根漢美術館作為地標，因為畢爾包是個極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個標新立異的特殊建築作為地標來突出自己。香港卻是一片璀璨，地標如雲，當地標被地標淹沒的時候，你還看得見地標嗎？地標還有意義嗎？

如果說，像畢爾包這種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築的城市需要現代建築來作為地標，那麼地標簇擁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沉澱，小街小巷老市場的珍愛呵護，讓「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偉的所謂「地標」。

至於「世界級」，又是跟誰比呢？又是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之流吧？問題一，為什麼要跟她們比？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問題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這些城市比「世界級」的，仍舊是硬體工程嗎？什麼時候，你終於要開始跟人家比「內涵」呢？為什麼不去和巴黎倫敦的古蹟、老街、舊磨坊、人文薈萃的河左岸、車庫廠房裏的藝術村去比「世界級」呢？

然後，代表「香港精神」的，仍舊是「無敵海景」的酒店？仍舊是已經滿城皆是的購物商廈？這種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誰」下的定義呢？地產商？還是灣仔、西環、屯門、大埔、深水埗的人民？

■一個謙抑樸素的政府

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

封建時代，貴族以金錢和絕對的權力打造宮殿，宮殿成為城市的中心。在一個現代社會裏，政府是服務市民的「公僕」──它是人民的庫房、機房、廚房、帳房、屠房，也就是一個servicequarter，服務區。誰會把服務區放到舞台上面去？誰會把庫房機房帳房廚房屠房，放到一棟房子最重要的前廳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個指標：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緊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紐約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倫敦的市政府，我們知道在哪裏嗎？他們佔據城市的核心舞台嗎？

所以，嘿，把政府總部遷到西環屠房如何？屠房適合政府的「公僕」地位，而老舊的西環也非常需要社區振興，不是嗎？

中環最突兀的，是解放軍大樓。把軍隊擺在香港面向世界最燦亮的舞台中心，等於是把兵器倉庫放到客廳裏去了，你能想像巴黎把軍隊駐在羅浮宮旁嗎？從前英國人這樣做，是為了炫耀它的殖民權力──企圖之囂張，不言而喻；今天，還有這必要嗎？景觀上不倫不類暫且不說，它所透露的粗暴意涵，更是招引負面解讀。曾蔭權政府最該做的，是設法把解放軍從中環遷走，把海濱還給人民。這

不去努力，卻反而更將政府大樓擺到添馬艦去，說是創造一個「市民精神地標」(iconicciviccore)。

在很多其他城市，公民恐怕早已「磨刀霍霍」上街抗議了。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它可能是歌劇院，譬如悉尼；可能是博物館，譬如巴黎；可能是藝術家出沒的村子，譬如紐約；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廟老樹，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條滄桑斑駁的老橋，譬如布拉格。但是，什麼樣的城市，會把市政府──一種權力機構，或服務區，當作精神標誌？

中環的維港是全世界看見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風情萬種。香港希望讓世界看見的，難道是市政府大樓？

把政府大樓放在添馬艦，怎麼看，都讓人覺得有一種權力的不知謙抑，不知收斂。

■真正的「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萬多個市民在晴空下圍坐吃盆菜，反倒是5000個人開心泡茶、聽音樂；反倒是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看露天電影，一起哭，一起笑。當世界看見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廈，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築，如果世界還看得見香港的「人」──快樂的、悲傷的、泡茶的吃飯的、散步的追風箏的，憤怒示威的、激動落淚的，彼此打氣相互鼓勵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個有生活內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級」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會的進步，錢，不是唯一的指標。一個4公頃的廣場，或許失去了以平方呎計算地產的金錢，可是一個面對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幣或美金來計算嗎？市民，因為在廣場「歌於斯，哭於斯」而凝聚出來的深遠文化認同和社群意識，能用一平方呎多少來計算嗎？

2004年11月9日，在同一個地點，我提出對西九龍的質疑。當時有這樣一段話：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裏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

兩年過去了，西九龍前途未卜，中環海濱正準備大肆建築，添馬艦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蹟群處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可是，社會裏關心的人卻非常、非常少。兩個月前，我曾問一班大約50個大學生，他們是否知道添馬艦的事情，答覆知道的只有一兩個。

文化主體性，我想並非僅只是政治層面的六四靜坐和七一遊行，香港和北京的精神拔河。關心香港本地的永續發展，關心香港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香港，是更關鍵的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呈現。但是，政黨的立場搖擺不定，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零散薄弱，大學生，對社會議題彷彿完全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而他畢業後一旦進入政府，成為官僚體系成員，卻開始強勢行政主導。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必讀、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讀的，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他是這麼描述現在四五十歲這一代，也就是社會主流的：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註)

「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的思維，或許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礙了宏觀的、長期的、永續的思考。「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的順民習慣，或許可以贏得個人的事業領先，但是犧牲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我不懷疑曾蔭權的愛港之心，但是他的決策可能是錯的，龍應台的意見更可能是錯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公民以香港為家，對香港負責，這，才是「文化主體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2006年6月2日於香港大學的演講)作者電郵：ytlung@hku.hk

註：《我這一代香港人》，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5，第8、10、12頁

念馨逸

2011-10-20T16:16:00.002+08:00

杳杳蘭馨，碧海青天月桂華，
薰薰玉卉，葳蕤馥郁趑趄顧。
促促時光，芷若芊芊滿庭芳，
悠悠歲月，紅塵滾滾相思苦。

Sapere KK Lee
2011-10-20
於香港家中

法律教育簡介──香港法學進修指南

2011-09-21T16:25:00.005+08:00

這篇介紹一開始是在五月中旬開始寫的，後來六月家裡的事開始忙了起來就擱下來了，及至近日稍有閑暇才繼續。本來是打算寫香港、內地、台灣、新加坡、日本、美國、英國和德國這些地區的法學進修及律師資格的取得方式，結集成書出版的，估計應該有人買吧…？不過說實在話，我近日確實無時間再寫了，手頭上積累著待完成的文章已經有六份，家裡的事務亦忙得不可開交，就草草「了結」了這一篇文章放到網上供大家參考算了。本來還想參考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Leg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2010年度報告資料再完稿的，卻收到律政司那邊跟我說報告還未出來，那也沒有辦法了。

觀乎近十多年來在香港修讀法律的統計數字，相信有意在香港修讀法律的人亦不在少數，希望能對大家有用。圖表畫得很差，而且沒有做過校對，還望見諒。歡迎各方批評與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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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錄──

一、前言
二、香港的法學教育機構
2.1.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2.2.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
2.3.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
三、法學本科（LLB）
3.1. 香港的全日制法學本科
3.2. 香港本土學生入讀全日制法學士的錄取標準
3.3. 外地學生入讀香港全日制法學士的錄取標準
3.4. 申請入讀香港全日制法學士注意參考
3.5. 混合學位（雙學位）課程
3.6. 香港的非本地法學本科課程
3.7. 已具大學學歷者申請法學本科
3.8. 外地（非香港）學生申請要點
四、授課式法律博士及法律碩士（JD/JM）
4.1. 香港的法律博士
4.2. 香港法律博士的入學條件
4.3. 錄取準則與申請要點
4.4. 課程設置與畢業生出路
4.5. JD vs. LLB
4.6. JD的非本地合作
五、授課式法學碩士（LLM）
5.1. 香港三所法學院的LLM設置
5.2. 香港的其他LLM課程
六、研究式碩士及博士（MPhil/PhD）
6.1. 香港的研究式碩士及博士概況
6.2. 值得關注的研究式碩士及博士之申請及進修重點
七、法學專業證書（PCLL）
八、律師資格
九、進修及取得資格路徑簡圖
十、後記

「普通法與罪刑法定」講座筆記

2011-06-21T14:58:00.002+08:00

這是郭自力老師2007年末在香港開的一場講座，昨日收拾東西時偶爾找到了講座筆記，是以將之電腦化並放到網上來。

按此下載(PDF版本)

[轉載] 葉倩文：《瀟灑走一回》

2011-02-19T16:42:00.003+08:00

平生最愛的其中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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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灑走一回

作曲：陳大力/陳秀男
作詞：陳樂融/王蕙玲
主唱：葉倩文

＊　　　天地悠悠　過客匆匆　　潮起又潮落
　　　　恩恩怨怨　生死白頭　　幾人能看透

＃　　紅塵啊滾滾　癡癡啊情深　聚散終有時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至少夢裡　有你追隨

　　　　我拿青春　賭明天　　　你用真情　換此生
＠　歲月不知人間　多少的憂傷　何不瀟灑　走一回

（重覆　＊＃＠）

[轉載] Is Law School a Losing Game?

2011-01-11T01:19:00.003+08:00

道理其實很簡單，最風光的那群人在各行各業都充滿機會的年代就進了法學院，其時競爭沒有那麼激烈、學費也沒有現代那麼可怕。比如我的一位同僚二十多年前在加州大學讀的JD，學費不過數千美元，大概也就當時一個高中畢業的白領兩、三年的薪水總和，而且當年讀法學院的人沒有現在的多。那個時候法學院畢業，大部份都能順利找家律師事務所當個受薪律師，經過多年至今，他們基本上都站穩了腳根，部份更成為了業內精英，收入不凡。

近年人們所看到的，不僅是他們風光的一面，其實還有各行各業中的寡頭壟斷、大企業擠兌小企業和「打工不出頭」等等越來越沒有前景的狀況，從而不少人投身法學院，希望一舉翻身成為人所景仰的律師。事實上，早早行動的人亦有不少成功鯉躍龍門，是以更是鼓勵了後來者爭相投身法學。

只要需求足夠，價格自然上漲、供應自然增加，這是再簡單不過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結果是：大量的人花費大量的金錢進入法學院，畢業時卻同時面對著大量的同期畢業生的強烈競爭，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法學院的神話自然就要幻滅。

今時今日，要到我的那位同僚的母校讀個JD，大約需要一個白領十年的薪金總和，而且行業的競爭亦比當年更為激烈。那所學校是世界有名的名校，畢業生要找個工作倒是不難，但理想與否，總是有風險的，值不值得，那就見仁見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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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2011年1月8日《紐約時報》)

By DAVID SEGAL
Published: January 8, 2011

IF there is ever a class in how to remain calm while trapped beneath $250,000 in loans, Michael Wallerstein ought to teach it.

Here he is, sitting one afternoon at a restaurant on the Upper East Side of Manhattan, a tall, sandy-haired, 27-year-old radiating a kind of surfer-dude serenity. His secret, if that’s the right word, is to pretty much ignore all the calls and letters that he receives every day from the dozen or so creditors now hounding him for cash.

“And I don’t open the e-mail alerts with my credit score,” he adds. “I can’t look at my credit score any more.”

Mr. Wallerstein, who can’t afford to pay down interest and thus watches the outstanding loan balance grow, is in roughly the same financial hell as people who bought more home than they could afford during the real estate boom. But creditors can’t foreclose on him because he didn’t spend the money on a house.

He spent it on a law degree. And from every angle, this now looks like a catastrophic investment.

Well, every angle except one: the view from law schools. To judge from data that law schools collect, and which is published in the closely parsed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nnual rankings, the prospects of young doctors of jurisprudence are downright rosy.

In reality, and based on every other source of information, Mr. Wallerstein and a generation of J.D.’s face the grimmest job market in decades. Since 2008, some 15,000 attorney and legal-staff jobs at large firms have vanished, according to a Northwestern Law study. Associates have been laid off, partners nudged out the door and recruitment programs have been scaled back or eliminated.

And with corporations scrutinizing their legal expenses as never before, more entry-level legal work is now outsourced to contract temporary employees, bo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countries like India. It’s common to hear lawyers fret about the sort of tectonic shift that crushed the domestic steel industry decades ago.

But improbably enough, law schools have concluded that life for newly minted grads is getting sweeter, at least by one crucial measure. In 1997, when U.S. News first published a statistic called “graduates known to be employed nine months after graduation,” law schools reported an average employment rate of 84 percent. In the most recent U.S. News rankings, 93 percent of grads were working — nearly a 10-point jump.

In the Wonderland of these statistics, a remarkable number of law school grads are not just busy — they are raking it in. Many schools, even those that have failed to break into the U.S. News top 40, state that the median starting salary of graduat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is $160,000. That seems highly unlikely, given that Harvard and Yale, at the top of the pile, list the exact same figure.

How do law schools depict a feast amid so much famine?

“Enron-type accounting standards have become the norm,” says William Henderson of Indiana University, one of many exasperated law professors who are asking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to overhaul the way law schools assess themselves. “Every time I look at this data, I feel dirty.”

IT is an open secret, Professor Henderson and others say, that schools finesse survey information in dozens of ways. And the survey’s guidelines, which are established not by U.S. News but by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an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Placement, all but invite trimming.

A law grad, for instance, counts as “employed after nine months” even if he or she has a job that doesn’t require a law degree. Waiting tables at Applebee’s? You’re employed. Stocking aisles at Home Depot? You’re working, too.

Number-fudging games are endemic, professors and deans say, because the fortunes of law schools rise and fall on rankings, with reputations and huge sums of money hanging in the balance. You may think of law schools as training grounds for new lawyers, but that is just part of it.

They are also cash cows.

Tuition at even mediocre law schools can cost up to $43,000 a year. Those huge lecture-hall classes — remember “The Paper Chase”? — keep teaching costs down. There are no labs or expensive equipment to maintain. So much money flows into law schools that law professors are among the highest paid in academia, and law schools that are part of universities often subsidize the money-losing fields of higher education.

“If you’re a law school and you add 25 kids to your class, that’s a million dollars, and you don’t even have to hire another teacher,” says Allen Tanenbaum, a lawyer in Atlanta who led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the profession and legal needs. “That additional income goes straight to the bottom line.”

There were fewer complaints about fudging and subsidizing when legal jobs were plentiful. But student loans have always been the financial equivalent of chronic illnesses because there is no legal way to shake them. So the glut of diplomas, the dearth of jobs and those candy-coated employment statistics have now yielded a crop of furious young lawyers who say they mortgaged their future under false pretenses. You can sample their rage, and their admonitions, on what are known as law school scam blogs, with names like Shilling Me Softly, Subprime JD and Rose Colored Glasses.

“Avoid this overpriced sewer pit as if your life depended on it,” writes the anonymous author of the blog Third Tier Reality — a reference to the second-to-bottom tier of the U.S. News rankings — in a typically scatological review. “Unless, of course, you think that you will be better off with $110k-$190k in NON-DISCHARGEABLE debt for a degree that qualifies you to wait tables at the Battery Park Bar and Lounge.”

But so far, the warnings have been unheeded. Job openings for lawyers have plunged, but law schools are not dialing back enrollment. About 43,000 J.D.’s were handed out in 2009, 11 percent more than a decade earlier, and the number of law schools keeps rising — nine new ones in the last 10 years, and five more seeking approval to open in the future.

Apparently,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22-year-olds who think that law school is the perfect place to wait out a lousy economy and the gasoline that fuels this system — federally backed student loans — is still widely available. But the legal market has always been obsessed with academic credentials, and today, few students except those with strong grade-point averages at top national and regional schools can expect a come-hither from a deep-pocketed firm. Nearly everyone else is in for a struggle. Which is why many law school professors privately are appalled by what they describe as a huge and continuing transfer of wealth, from students short on cash to richly salaried academics. Or perhaps this is more like a game of three-card monte, with law schools flipping the aces and a long line of eager players, most wagering borrowed cash, in a contest that few of them can win.

And all those losers can remain cash-poor for a long time. “I think the student loans that kids leave law school with are more scandalous than payday loans,” says Andrew Morriss, a law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And because it’s so easy to get a student loan, law school tuition has grossly outpaced the rate of inflation for the last 20 years. It’s now astonishingly high.”

Like everything else about the law, however, the full picture here is complicated. Independent surveys find that most law students would enroll even if they knew that only a tiny number of them would wind up with six-figure salaries. Nearly all of them, it seems, are convinced that they’re going to win the ring toss at this carnival and bring home the stuffed bear.

And many students enroll for reasons other than immediate financial returns. Mr. Wallerstein, for instance, was drawn by the prestige of the degree. He has no regrets, at least for now, even though he seems doomed to a type of indentured servitude at least through his 30s.

“Law school might not be worth it for another 10 or 15 years,” he says, “but the riskier approach always has the bigger payoff.”

True, say Professor Henderson and his allies. But he contends that law schools — which, let’s not forget, require students to take courses on disclosure and ethics — have a special moral obligation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themselves. It’s an obligation that persists, he says, even if students would sign on the dotted line no matter what.

“You’re beginning your legal education at an institution that is engaging in the kind of disreputable practices that we would be incredibly disappointed to discover our graduates engaging in,” he says. “What we have here is powder keg, and if law schools don’t solve this problem, there will be a day when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or some plaintiff’s lawyer, shows up and says ‘This looks like illegal deception.’”

WHEN he start in 2006, Michael Wallerstein knew little about the Thomas Jefferson School of Law, other than that it was in San Diego, which seemed like a fine place to spend three years.

“I looked at schools in Pennsylvania and Long Island,” he says, “but I thought, why not go somewhere I’ll enjoy?”

Mr. Wallerstein is chatting over lunch one recent afternoon with his fiancée, Karin Michonski. She, too, seems unperturbed by his dizzying collection of i.o.u.’s. Despite those debts, she hopes that he does not wind up in one of those time-gobbling corporate law jobs.

“We like hanging out together,” she says with a laugh.

If love paid the bills, these two would be debt-free tomorrow. But it doesn’t, and Mr. Wallerstein has no money in the bank, no assets and — aside from the occasional job as a legal temp — no wages to garnish. He and Ms. Michonski live rent-free in a nearby brownstone, in return for keeping an eye on the elderly man who owns the place.

“Sometimes the banks will threaten to sue,” he says, “but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you learn in law school, in civil procedure class, is that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sue someone who doesn’t have anything.”

He remembers little about the promotional materials the Thomas Jefferson school sent when he applied in 2006, other than a pamphlet with lots of promising numbers. That was before the economy crumbled, but the school’s postgraduate data still looks fabulous, particularly given its spot in the fourth and bottom tier of U.S. News’s rankings. The most recent survey says 92 percent of Thomas Jefferson grads were employed nine months after they earned their degrees.

Beth Kransberger, associate dean of student affairs at Thomas Jefferson, stands by that figure, noting that it includes 25 percent of those graduates who could not be located, as well as anyone who went on to other graduate studies — all perfectly kosher under the guidelines.

Like lots of administrators, she defends the figures she gathers and laments that so many other schools are manipulating results.

“You need to take the high road,” she said. “Schools that are behaving the most ethically want students who come to law school with their eyes open.”

Even students with open eyes, though, will have a hard time sleuthing through the U.S. News rankings. They are based entirely on unaudited surveys conducted by each law school, using questions devised by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Placement. Given the stakes and given that the figures are not double-checked by an impartial body, each school faces exactly the sort of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lawyers are trained to howl about.

The surveys themselves have a built-in bias. As many deans acknowledge, the results are skewed because graduates with high-paying jobs are more likely to respond than people earning $9 an hour at Radio Shack. (Those who don’t respond are basically invisible, aside from reducing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of the survey.)

Certain definitions in the surveys seem open to abuse. A person is employed after nine months, for instance, if he or she is working on Feb. 15. This is the most competitive category — it counts for about one-seventh of the U.S. News ranking — and in the upper echelons, it’s not unusual to see claims of 99 percent and, in a handful of cases, 100 percent employment rates at nine months.

A number of law schools hire their own graduates, some in hourly temp jobs that, as it turns out, coincide with the magical date. Last year, for instance, Georgetown Law sent an e-mail to alums who were “still seeking employment.” It announced three newly created jobs in admissions, paying $20 an hour. The jobs just happened to start on Feb. 1 and lasted six weeks.

A spokeswoman for the school said that none of these grads were counted as “employed” as a result of these hourly jobs. In a lengthy exchange of e-mails and calls, several different explanations were offered, the oddest of which came from Gihan Fernando, the assistant dean of career services.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Georgetown Law had “lost track” of two of the three alums, even though they were working at the very institution that was looking for them.

As absurd as the rankings might sound, deans ignore them at their peril, and those who guide their schools higher up the U.S. News chart are rewarded with greater alumni donations, better students and jobs at higher-profile schools.

“When I was a candidate for this job,” said Phillip J. Closius, the dean of the University of Baltimore School of Law, “I said ‘I can talk for 10 minutes about the fallacies of the U.S. News rankings,’ but nobody wants to hear about fallacies. There are millions of dollars riding on students’ decisions about where to go to law school, and that creates real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Mr. Closius cam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ledo College of Law, where he lifted the school to No. 83 from No. 140, he said. Among his strategies: shifting about 40 students with lower LSAT scores into the part-time program. Because part-time students didn’t then count in the U.S. News survey — the rules have since been changed — Toledo’s bar passage rate rose, which helped its ranking.

“You can call it massaging the data if you want, but I never saw it that way,” he says. Weaker students wound up with lighter course loads, which meant that fewer of them flunked out. In his estimation, a dean who pays attention to the U.S. News rankings isn’t gaming the system; he’s making the school better.

Unfortunately, he says, not all schools play fair.

Of course, fair play is hardly encouraged. Any institution with the guts to report, say, a 4 percent drop in postgraduate employment would plunge in the rankings, leaving the dean to explain a lot of convoluted math, and the case for unvarnished truth, to a bunch of angry students and alums.

Critics of the rankings often cast the issue in moral terms, but the problem, as many professors have noted, is structural. A school that does not aggressively manage its ranking will founder, and because there are no cops on this beat, there is no downside to creative accounting.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e numbers are bound to look cheerier, even as the legal market flat-lines.

“We ought to be doing a better job for our students and spend less time worrying about whether another school is five spots ahead,” says David N. Yellen, dean of the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School of Law. “But in the real world you can’t escape from the pressures. We’re all sort of trapped. I don’t know if anyone is out-and-out lying, but I do know that a lot of schools are hyping a lot of misleading statistics.”

WHEN Mr. Wallerstein started at Thomas Jefferson, he was in no mood for austerity. He borrowed so much that before the start of his first semester he nearly put a down payment on a $350,000 two-bedroom, two-bath condo, figuring that the investment would earn a profit by the time he graduated. He was ready to ink the deal until a rep at the mortgage giant Countrywide asked if his employer at the time — a trade magazine publisher in New Jersey — would write a letter falsely stating that he was moving to San Diego for work.

“We were on a three-way call with my real estate agent and I said I didn’t feel comfortable with that,” he says. “The Countrywide guy chuckled and said, ‘Everyone lies on their mortgage application.’ ”

Instead, Mr. Wallerstein rented a spacious apartment. He also spent a month studying in the South of France and a month in Prague — all on borrowed money. There were cost-of-living loans, and tuition of about $33,000 a year. Later came a $15,000 loan to cover months of studying for the bar.

Today, his best guess is that he should be sending $2,000 to $3,000 a month in total, to lenders that include Wells Fargo, Citibank and Sallie Mae.

“There are a bunch of others,” he says. “I’m not really good at keeping records.”

Mr. Wallerstein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Thomas Jefferson leads the nation’s law schools in at least one category: 95 percent of students graduate with debt, the highest rate in the U.S. News rankings.

The reason, Ms. Kransberger says, is that many Thomas Jefferson students are either immigrants or, like Mr. Wallerstein, the first person in their family to get a law degree; statistically those are both groups with generally little or modest means. When Ms. Kransberger meets applicants engaged in what she calls “magical thinking” about their finances, she advises them to defer for a year or two until they are on stronger footing.

“But I don’t think you can act as a moral educator,” she says. “Should we really be saying to students who don’t have family help, ‘No, you shouldn’t have access to law school’? That’s a tough argument to make.”

It’s an argument complicated by the reality that a small fraction of graduates are still winning the Big Law sweepstakes. Yes, they tend to hail from the finest law schools, and have the highest G.P.A.’s. But still.

“Who’s to say to any particular student, ‘You won’t be the one to get the $160,000-a-year job,’ ” says Steven Greenberger, a dean at the DePaul College of Law. “I think they should have all the info, and the info should be accurate, but saying once they know that they shouldn’t be allowed to come, that’s predicated on the idea that students are really ignorant and don’t know what is best for them.”

Based on the seething and regret you hear from some law school grads, more than a few wish that someone had been patronizing enough to say, “Oh no you don’t.” But it’s often hard to convince students about the potential downside of law school, says Kimber A. Russell, a 37-year-old graduate of DePaul, who writes the Shilling Me Softly blog.

“This idea of exceptionalism — I don’t know if it’s a thing with millennials, or what,” she says, referring to the generation now in its 20s. “Even if you tell them the bottom has fallen out of the legal market, they’re all convinced that none of the bad stuff will happen to them. It’s a serious, life-altering decision, going to law school, and you’re dealing with a lot of naïve students who have never had jobs, never paid real bills.”

Graduates who have been far more vigilant about their finances than Mr. Wallerstein are in trouble. Today, countless J.D.’s are paying their bills with jobs that have nothing do with the law, and they are losing ground on their debt every day. Stories are legion of young lawyers enlisting in the Army or folding pants at Lululemon. Or baby-sitting, like Carly Rosenberg, of the Brooklyn Law School class of 2009.

“I guess I kind of assumed that someone would hook me up with something,” she says. She has sent out 15 to 20 résumés a week since March, when she passed the bar. So far, nothing.

Jason Bohn is earning $33 an hour as a legal temp while strapped to more than $200,000 in loans, a sizable chunk of which he accumulated during his tim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ere he finished both a J.D. and a master’s degree.

“I grew up a ward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so I don’t have any parents to call for help,” Mr. Bohn says. “For my sanity, I have to think there is an end in sight.”

AS a student, Mr. Wallerstein assumed that the very scale of law school — all the paperwork, all the professors, all the tests — implied that pots of gold awaited anyone with smarts, charm and a willingness to work hard. He began to doubt that assumption when the firm where he had interned told him that it hadn’t been profitable for two years and could not offer him a full-time job.

Mr. Wallerstein and his fiancée moved back East after graduation, and he landed a job at a small firm in Queens. He says he was paid $10 an hour and worked for a manager who seemed to have walked straight out of a Dickens novel. Over a firm-wide lunch, as Labor Day approached, she asked employees to thank her, one at a time, for giving them the holiday off.

“When it was my turn, I said, ‘Labor Day is about celebrating the 40-hour workweek, weekends, that sort of thing,’ ” Mr. Wallerstein recalls. “She said, ‘Well, workers have that now so you don’t need a day off to celebrate it.’ ”

He lasted less than a month.

Since then, he has found jobs at temporary projects reviewing documents.The latest of these gigs is in office space rented on the 11th floor of the Viacom building in Times Square. He sits in a small, windowless room with five other lawyers, all clicking through page after page of documents on computers under fluorescent lights. The walls are bare except for the name of each lawyer, tacked overhead.

“Welcome to the veal pen,” said one during a tour two weeks ago.

The job is set up through a company called Peak Discovery, which put an ad on Craigslist, seeking 100 lawyers. “We got about 300 responses overnight,” said John Thacher, who is managing the project.

Mr. Thacher has managed about 2,500 people in his six years in the temporary legal business, and maybe five of them have gone on to associate jobs in law firms, the kind of work that nearly everyone aspires to when entering law school.

“Most of us either went to the wrong law school, which is the bottom two-thirds, or we were too old when we graduated,” he said. “I was 32 when I graduated, and at 32 you’re washed up in this field, in terms of a shot at the real deal. They perceived me as somebody they can’t indoctrinate into slave labor and work to death for seven years and then release if they don’t like you.”

This gets to what might be the ultimate ugly truth about law school: plenty of those who borrow, study and glad-hand their way into the gated community of Big Law are miserable soon after they move in. The billable-hour business model pins them to their desks and devours their free time.

Hence the cliché: law school is a pie-eating contest where the first prize is more pie.

Law school defenders note that huge swaths of the country lack adequate and affordable access to lawyers,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issue here isn’t oversupply so much as maldistribution. But when the numbers are crunched, studies find that most law students need to earn around $65,000 a year to get the upper hand on their debt.

That kind of money is hard to earn hanging a shingle in rural Ohio or in public defenders’ offices, the budgets of which are often being cut. As elusive, and inhospitable, as jobs in Big Law may be, they are one of the few ways for new grads to keep out of delinquency.

The mismatch of student expectations and likely postgraduate outcomes is starting to yield some embarrassing headlines. In October, a student at Boston College Law School made news by posting online an open letter to the dean, offering to leave the school if he could get his tuition money back.

“With fatherhood impending,” wrote the student, whose name was redacted, “I go to bed every night terrified of the thought of trying to provide for my child AND paying off my J.D., and resentful at the thought that I was convinced to go to law school by empty promises of a fulfilling and remunerative career.”

After a few years of warnings by concerned professors,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is now studying whether it should refine the questions in its surveys in order to get more realistic and useful statistics for the U.S. News rankings. In mid-December, the organization held a two-day hearing in Fort Lauderdale, Fla., about the collection of job placement data.

“There is a legitimate question about whether we’re asking for detailed-enough info and displaying that info for those who use it,” says Bucky Askew of the bar association.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we’re aware of the criticism and have a committee working to 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this.”

And what about U.S. News? The editors could, but won’t unilaterally demand better data from law schools. “Do we have the power to do that? Yes, I think we do,” said Robert Morse, who oversees the law school rankings. “But we’d have to create a whole new definition of ‘employed,’ and it would be awkward if U.S. News imposed that definition by itself. It would be preferable if the A.B.A. took a leadership role in this.”

Instead of overhauling the rankings, some professors say, the solution may be to get law schools and the bar association out of the stat-collection business. Steven Greenberger of DePaul recommends a mandatory warning — a bit like the labels on cigarette packs — that every student taking the LSAT, the prelaw standardized test, must read.

“Something like ‘Law school tuition is expensive and here is what the actual cost will be, the job market is uncertain and you should carefully consider whether you want to pursue this degree,’ ” he says. “And it should be made absolutely clear to students, that if they sign up for X amount of debt, their monthly nut will be X in three years.”

Another approach would be to limit class sizes or the number of new law schools. But the bar association, which is granted accrediting authority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ays that it would run afoul of antitrust law if it imposed such limits.

Today, American law schools are like factories that no force has the power to slow down — not even the timeless dictates of supply and demand.

Solving the J.D. overabundance problem, according to Professor Henderson, will have to involve one very drastic measure: a bunch of lower-tier law schools will need to close. But nobody inside of the legal establishment, he predicts, has the stomach for that. “Ultimately,” he says, “some public authority will have to step in because law schools and lawyers are incapable of policing themselves.”

MR. WALLERSTEIN, for his part, is not complaining. Once you throw in the intangibles of having a J.D., he says, he is one of law schools’ satisfied customers.

“It’s a prestige thing,” he says. “I’m an attorney. All of my friends see me as a person they look up to. They understand I’m in a lot of debt, but I’ve done something they feel they could never do and th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is important.”

Compared with the life he left four years ago, he has lost ground. That research position in Newark, he figures, would pay him $60,000 a year now, with benefits. Instead, he’s vying with a crowd for jobs that pay at rates just a little higher, but that last only a few weeks at a time, with no benefits. And he’s a quarter-million dollars in the hole.

Unless, somehow, the debt just goes away. Another of Mr. Wallerstein’s techniques for remaining cool in a serious financial pickle: believe that the pickle might somehow disappear.

“Bank bailouts, company bailouts — I don’t know, we’re the generation of bailouts,” he says in a hallway during a break from his Peak Discovery job. “And like, this debt of mine is just sort of, it’s a little illusory. I feel like at some point, I’ll negotiate it away, or they won’t collect it.”

He gives a slight shrug and a smile as he heads back to work. “It could be worse,” he says. “It’s not like they can put me jail.”

[轉載] 聯合國裡的華人

2010-12-23T20:10:00.005+08:00

很具史料價值的文章，特此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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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獨立中文筆會．胡志偉文集）

自一九四五年聯合國創立以來，有許多傑出的中國外交官、學者入秘書處工作。至二○○二年底，聯合國總部和在世界各地常設的辦事處、維持和平使團以及開發計劃署、兒童基金會、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等附屬機構，共有三萬七千名工作人員，其中正式在編人員約八千人。從聯合國秘書處逐年刊佈的《職員錄》可知，在二○○三年以前退休的華人共849人；現仍在職的華人有353人。

國際公務員效忠聯合國鐵飯碗待遇優渥

聯合國的辦事人員自世界各國聘用，惟才是用，在職期間必須效忠於聯合國，竭誠為國際社會服務，超然獨立，律己奉公，惟聯合國的利益為重，不聽命於任何政府或其他當局，亦不受其干涉。為此，聯合國給予相當優渥的待遇，且多數職員是終身職鐵飯碗。所以，聯合國工作人員的薪酬要比美京華盛頓同級員工的薪酬高出15%。

聯合國工作人員分兩類：一般事務人員與專業人員。前者包括書記、打字員、辦公室秘書、庶務、警衛、工匠，通常是就地僱聘，薪酬自G—1至G—7分為七等；後者包括專門業務人員與主管人員。專業人員包括翻譯、審校、圖書館員、建築師等分為五等，自P—1（助理幹事）起，計有P—2（協理幹事）、P— 3（二等幹事）、P—4（一等幹事），至P—5（高等幹事）。主管人員分D—1（副司長）和D—2（司長）兩等。

專業人員正式聘用的P—2職等至D—2司長職等的年薪：單身者40191美元——90733美元；扶養配偶或子女者年薪：42849——99540 美元。按世界七大都市的生活指數，在紐約的工作人員，每年增發地區差價津貼：單身者16478——37201美元，扶養配偶子女者17568—— 40811美元。國際徵聘人員在本國境外任職者還可以領取多種津貼：（1）子女教育補助金：廿五歲以下子女准予報銷教育費用的75%，包括膳宿費最高額 9750元，在美國求學為17584美元，外加每一學年探親旅費。（2）安家費和搬家費，按出差津貼付30日津貼，家屬每人折半，外加一個月薪金，還有個人財物、傢具的搬家費。（3）調動與艱苦條件津貼。（4）離任回國補助金，最多不超過廿八星期的淨薪。

休假待遇有四種：（1）每年公眾假期十日，年假六週。（2）每四年，帶全薪的病假與半薪的病假都不超過九個月；無醫生證明的病假每年不逾七日。（3）產假十六週。（4）攜配偶子女回籍探親休假不少於兩週，每兩年報銷全額旅費一次。

至今有七萬人享受聯合國工作人員養恤基金，每年由聯合國供款三份之二，工作人員自己供款三份之一。聯合國工作人員還享受外交豁免權與薪酬免稅權，免服兵役，傢具行李入境免稅等待遇。

一九七一年中共進入聯合國時，秘書處十九名華人高級官員都是國府培養的，業務人員一○八人分別從臺灣、香港及美國本土招聘。到一九八二年才由大陸派去湯興伯等十二人出任司級高職，但他們也都是國民政府在大陸時培養的。

顧維鈞曾任國務總理、國家元首

國際法院與大會、安理會、經社理事會、託管理事會、秘書處是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六大主要機構。最早進入海牙國際法院擔任法官的是蘇州人徐謨，他一九一八年就進入外交界，做過中國駐澳洲、土耳其大使、外交部政務次長，參加了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法院規約的起草。他任職國際法院法官十年，在任上去世，由元老外交家顧維鈞接任。顧在北洋政府當過十個月國務總理、三個月攝政（國家元首）。他最為後世稱道的是，一九一九年代表中國出席巴黎和會時，堅持主張拒絕在損害中國主權的巴黎和約上簽字。一九六四年，他當選國際法院副院長，一九六七年任滿十年退休。第三位國際法院華籍法官是中共派的倪征日奧，他也是國府培養、取得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的著名法學家，曾擔任審判日本戰犯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首席顧問和中共外交部法律顧問。他擔任一屆九年，一九九四年退休。接替他的也是國府培養的、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史久鏞，二○○三年當選院長，是一九四六年以來首位華籍國際法院院長。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可以佔一名副秘書長的席位，第一位出任此一要職的中國人是胡世澤。他出生於外交世家，其父胡惟德曾任袁世凱的外交總長，還兩度代理國務總理。其父出使帝俄時帶兒子同往，讓他進了德國學校，那時法語是世界語，屬必修課，西班牙語則是自修的。他精通英、法、西、俄、中五科聯合國法定語言，還加上一項德文，使人們讚歎不已。一九四七年，他以聯合國秘書長特別代表的身份前往巴勒斯坦，促成了以色列國的誕生。翌年，他以同樣的身份前往韓國，主持了大韓民國的第一次選舉。一九五○年，他成功地說服丹麥政府，允許格陵蘭島去殖民化。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他因中共進入聯合國而離職。

另一位功勳卓著的華人是畫家劉海粟的長子劉虎，他在聯合國服務三十八年，參與了剛果維和行動，調解中東阿以衝突與賽浦路斯希土衝突，擔任過聯合國監督中東停火的高級政治顧問與巴林斡旋團秘書長，為巴林獨立發揮了重要作用，積功升至聯合國負責特別政治事務的助理秘書長。

中共進入聯合國後，一九七二年推薦唐明照出任副秘書長，主管政務、託管和非殖民化部。唐是旅美華僑，曾任職於紐約市政府新聞處，一九五○年攜妻女回國，其女唐聞生出入宮闈，官至四人幫時的外交部助理部長。一九八五年，中共推薦謝啟美任副秘書長，主管技術合作發展促進部。一九九一年冀朝鑄在駐英大使任上調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冀是閻錫山時代山西省教育廳長冀貢泉之子，九歲隨父母移居紐約，肄業於哈佛化學系。一九五○年回國，在板門店談判時擔任英文紀錄打字工作，歷任毛、周、鄧的英語口譯。其同父異母大哥冀朝鼎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戰後打入孔祥熙身邊，是金圓券的設計人，導致國民政府在大陸敗亡。一九九二年技術合作發展部擴充成經濟社會發展部。令人發笑的是，謝啟美與冀朝鑄的辦公室主任賴尚龍是臺灣參謀總長賴名湯之子賴尚龍，他留美時參加保釣運動，同中共掛上了鉤。

一九九六年金永健接替冀朝鑄，調任主管會議事務的副秘書長。這是聯合國總部最大的部門，僅紐約就有一千二百多人，翻譯打字工作佔最多人力，每年一百六十多個議題都要秘書處提供文件，下設印刷廠24小時開工，大會文件要裝幾箱子。看來，「文牘主義」並非中國的特產。

二○○一年秋，陳健接任，他對聯合國職員的終身僱傭制感到困惑：「我管1800人，但我無權解僱任何人，也無權把下屬從P—5降到P—4級。現在中國打破了鐵飯碗，結果發現聯合國有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鐵飯碗，甚至可稱為不銹鋼飯碗」。

翟鳳陽創立成員國協商一致的制度

在司級官員中，貢獻最突出的是翟鳳陽，他畢業於清華、斯坦福與倫敦經濟學院，擔任過中華民國駐英大使館一秘，參加過聯合國籌建工作。一九四六年入聯合國後長期擔任安理會政務司司長，負責向安理會成員國通報國際危機事件，他協助歷任安理會主席召集了一千多次緊急會議，處理了一九四八年的伊朗危機、朝鮮停戰、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一九六七年中東戰爭、剛果加丹加戰爭、外層空間等案。他同幾乎來自所有國家的安理會主席以及十多位蘇聯副秘書長、助理秘書長共事過，由於他處事客觀公正，連若干仇視國府的共產國家代表都同他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他對世界和平最大的貢獻是創立了安理會成員國之間以協商一致來解決衝突的制度，這一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顧維鈞的女兒顧菊珍一九四七年由胡世澤推薦入聯合國秘書處任職，官至非殖民化部非洲司司長，退休後仍長期擔任聯合國養老金與撫恤金委員會委員與聯合國退休公務員協會主席。由於她的不懈努力，在聯合國組織工作的婦女，在薪金、福利、聘用、晉升、任命以至退休年齡等各方面，都同男性工作人員一樣。她的丈夫錢家騏是劍橋物理學碩士，曾任職於聯合國教育文化協會與世界衛生組織，是一位傑出的放射物理學家。二○○五年我去紐約時，她已八十八歲，她讓我告訴外界：一萬一千頁的《顧維鈞回憶錄》是他父親根據半個多世紀外交生涯所積累的一百多箱文件電報日記，耗十七個春秋，獨力整理與撰寫的，絕非唐德剛所撰，唐只是承擔一些校對與跑腿的工作，委實不應掠美。原稿經哥大編輯大量刪節後猶能譯成中文六百萬言、十三巨冊。

在聯合國的中國人出生於外交世家的還有錢家騤，其父錢泰曾任中華民國駐法國大使，他既受乃父的古詩詞、書法薰陶，又在西班牙、英國、瑞士修讀中學、大學、研究生課程。畢業後在中國駐尼泊爾公使館、國防部駐美採購處任職。一九四九年入聯合國秘書處任P—2級翻譯，到一九八一年退休時已升到D—1級的開發計劃署副助理幹事長。

國民黨高官進入聯合國任職的代表性人物是福建人賴璉，他曾任中央日報總編輯、南京市政府秘書長、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主委、國府教育部次長、國民黨中央海外部副部長等。一九四八年因犯顏直陳，得罪了孔宋豪門，而「奉派出國進修」。五年後因不堪大學教職待遇菲薄而去聯合國報聘，經過多次考試與甄審，在百多名報考者中脫穎而出，獲錄取為秘書處中文組主任。他自稱「獨佔鰲頭好像中了狀元」。當時臺北一家小報，照國內的官階敘算，認為他從副部長淪為科長，連降了八級。他的行政資歷、康奈爾大學機械工程碩士學歷以及出眾才華，使他在十三年內，由P—5級升至D—1級的會議事務廳中文科科長。一九六六年他六十五歲在聯合國退休時榮獲秘書長吳丹頒發績優證書，那時孔宋早已在臺灣銷聲斂跡。昔日他反對陳儀主台，此人已因叛亂案被槍決；他反對翁文灝組閣，翁已投共變節﹔老蔣對他在美長期遊說美國國會議員、組織千人反共大會於紐約卡內基音樂廳等愛國義舉甚為讚賞，於是讓他在七七高齡出任國民黨第六屆中常委、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要職。

在聯合國任職的世家子弟還有謝咸達與莫德昌。前者是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謝家聲之子，美國賓州大學商業碩士，一九四六年入聯合國任財務廳的處長助理，一九七八年退休時已升至D—2級的總務廳電訊檔案處處長；後者是孫中山戰友、黃花崗起義流血未死英雄莫紀彭之子，他在西南聯大英文系畢業後入重慶外交部亞東司任職，一九四五年入聯合國任譯員，卅五年後退休時任P—5級的審校。退休後他曾回母校香港拔萃書院探訪，還應邀在中文大學講授翻譯學半年。

曾參加抗戰的典型例子是張國和，他曾任英國軍事代表團在安徽績溪鄉間所建爆破學校的翻譯官，還在第四方面軍司令部做過王耀武的英文秘書。一九四九年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畢業後進入聯合國，從譯員逐級升到D—2級的行政事務部人事司司長。安南曾經是他屬下的人事官，因聰敏能幹，由他推薦入日內瓦難民高級專員署，後來青雲直上，終於當選聯合國秘書長，成為聯合國創始以來最得人心的領袖人物。

虎報記者官至聯合國的司長

珍珠港事變後，日軍侵佔菲律賓，罔顧國際公法殘酷殺害中國外交官九人。在菲的愛國華僑每年都集會紀念九烈士，可是在南京菊花台的九烈士陵園卻於一九七二年被紅衛兵暴徒搗毀，蔣公親題的「秉忠蹈義」隸書石碑被砸爛。菲島光復後，殉難的總領事楊光泩遺孀嚴幼韻、駐山打根領事卓還來遺孀趙世平、馬尼拉總領事館主事盧秉樞均由盟軍統帥麥克亞瑟安排移居美國。嚴幼韻由胡世澤安排，入聯合國辦公廳任G—5級的禮賓與聯絡科事務員，負責接待中、泰、緬、日、蘇、美、澳等十三國元首到訪及新任大使呈遞國書事宜。一九五六年她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結婚。在聯合國服務十四年退休後，她精心照顧丈夫活到九八高齡，她本人已高夀104歲。二○○五年七月筆者赴美領獎時，顧菊珍曾包下中國城綠楊邨酒樓全層為其繼母慶祝百齡華誕。趙世平在總務廳問詢接待組晉升至P—2級的組長，服務廿八年後退休。

先後由國府與中共推薦，兩度入聯合國任職的有龔普生與唐笙兩員。前者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入秘書處人權司，負責調查南非種族歧視的法規條例以及編印《人權年鑒》。一九四八年七月離職。一九五○年她重回聯合國時，是伍修權所率赴安理會控告美國的中共代表團成員。一九七八年，她從牛棚出來，恢復外交部職位，其丈夫章漢夫也平反昭雪了，她才有機會以中共出席第二屆特別裁軍會議的代表身份，又一次跨入聯合國大門。回國後她一直在中共外交部主管聯合國事務。後者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經濟學士、劍橋碩士。一九四七年取得英國文化協會獎學金後赴美，一九五一年和在聯合國財務司任職的丈夫唐建文回國時升到P—5級。一九八○ 年她脫離下放生涯奉中共外交部派遣，與丈夫再回聯合國總部作口譯工作三年，職務從一九五一年的會議事務部中文傳譯科科長變成中文翻譯處處長，但級別仍是P —5。唐建文則由中共推薦出任行政與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的中國代表。唐笙自述，她同外交部出國人員一樣，國內工資照發，在國外實行供給制，並按級別發給少量生活補貼。對她最大的安慰是：文革期間被焚毀的珍貴結婚照，由卅年前的老友拿出底片重印了一套。

歷仕兩朝的楊天全有其奇特經歷：一九四二年他自復旦大學畢業後，入國府主計處任預算專員，兩年後受主計長、陳英士之弟陳其采器重，派赴美國聯邦預算局考察，旋獲哈佛獎學金，一年就獲公共行政學博士，入聯合國預算局任預算專員。一九四九年四月赴巴黎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預算專員，一九八○年升任計劃部門助理總幹事兼預算局長，一九八七年退休。他一九七二年就把中華民國護照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一九八六年三月由國家教委推薦，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促使全國人大通過了《預算法》。

令人欽佩的中國女性是陳慧。她從秘書處一般事務人員起步，憑個人才幹，打破了聯合國人事體制的類別藩籬，擢升至專業人員類高級職位D—1級的總務廳執行長。她在人事廳廿多年，掌管打字員、書記、信差、工匠、警衛、私人秘書的僱聘和調配事宜，始終秉公按章、嚴格甄選、從不苟且徇私，獲得上下級同事一致稱讚。

從香港應聘入聯合國工作的淩節生是另一位佼佼者。他原是《虎報》的機場記者，因採訪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亞洲司司長基尼而受到賞識，一九五一年六月應聘出任兒童基金會亞洲辦事處新聞官，當時他是持英國皇家殖民地的一頁宣誓書入境曼谷的。由於他善於以攝影向國際傳媒直擊報導兒童基金會所援助的項目，一九六五年兒童基金會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九八二年他退休時，職位是D—2級的世界衛生組織公共資訊與健康教育司司長。

聯合國是個超級間諜窩

我少年時代的同班同學吳家水，一九八二年由中共選派去聯合國任傳譯，二○○六年在日內瓦辦事處中文翻譯科科長任上退休，遂定居瑞士。兩年前在上海舉行的聖約翰校友會上重逢，一別四十八年，他已童山濯濯。李肇星是他在北大西語系的同學。兩人官階相差很大，這可能是家庭成份所致。

至於那個在李勇先生筆下常常受到抨擊的紐約親共社團頭頭花俊雄，在聯合國秘書處逐年刊佈的《職員錄》上顯示，只不過是個P—5級的「會議事務部中文翻譯處審校員」而已。

聯合國成立六十四年了，這個龐大的國際組織乃是個間諜窩。雖然各級職員都要宣誓「不得請求或接受本組織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當局的訓示」，但東西方的情報人員在裡邊鬥得不可開交。據中共派遣擔任P—5級的報刊新聞處處長的邢洚女士說：「幾乎沒有一個人與情報組織脫得了關係」。她說，蘇聯在聯合國各部門安排了不少克格勃人員，他們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會員國安插的情報人員明爭暗鬥，製造了不少新聞。最轟動的便是克格勃官員、蘇藉聯合國副秘書長謝甫琴柯叛逃一案。一九七三年四月，他由蘇聯政府推薦入聯合國任副秘書長。由於嚮往西方文明，他於一九七五年主動向美國中央情報局表達投奔自由的意願。接著，他幫助不少美國中情局特工混入蘇聯情報機構，而且向美國提供了許多蘇方極密情報，例如，美蘇軍備控制談判中限制戰略武器的蘇方底線，這對美國說來是無價之寶。蘇方在談判桌上節節失利後，便懷疑高層外交官洩密。經克格勃設計密查，最後確定謝甫琴柯是「鼴鼠」。他接到回國述職電令後，將二十萬美元塞入熟睡的妻子口袋，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六日清晨在暗哨保護下，被中情局接到賓州波可諾斯的安全居所，從此隱居不出。四月十一日，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報導了這一消息，哄動全球。由於他把克格勃潛伏在聯合國的間諜名單和盤托出，其妻回國後因迫於政治壓力而自殺身亡。還有一個波蘭外交官，叛逃後又被拋棄，成為無國籍人士，最後淪落街頭行乞維生。

《聯合國憲章》說：「秘書長為本組織之行政首長」。不瞭解聯合國性質的人，會把他誤認為世界政府的首腦，甚至稱他為「世界總統」。但在秘書長出訪時，卻沒有一個國家把他當作主權國家的元首來接待。原因是，聯合國是主權國家的組織，而秘書長卻不代表任何主權實體，他只不過是聯合國六個主要機構之一的秘書處的頭頭，對於大會、安理會等五個主要機構來說，秘書長得執行它們所託付的任務，就連在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也須由大會授權。

「地球上最沒法幹的差事」

聯合國本來就是國際政治的產物，它怎能脫離政治？他總是在自己無力左右的政治漩渦中翻滾折騰。第一任秘書長、挪威人賴伊有一句流傳至今的名言：秘書長是「地球上最沒法幹的差事。」這位工運領袖出身的秘書長由於韓戰的困擾而沒幹完連任的五年任期就掛冠而去。接任的瑞典人哈馬舍爾德，於一九六一年飛剛果處理危機，因座機失事而殞命，也沒幹完連任的任期。他留下的名言是：秘書長「是俗家教皇，而且，大多數時間是沒有教堂的教皇」，他的助手、哈馬舍爾德傳記作者厄爾夸特援引哈氏的話說：秘書長的任務是「在人類社會的刀刃上工作」。第三任秘書長吳丹臨危受命，由代理職真除，這位緬甸佛教徒認為「秘書長的活動總是對一些國家的政府顯得太多，對另一些國家政府又似乎太少。他必須在互相衝突的國家政策的叢林中擠出一條路前進，用聯合國憲章作指南」。然而，吳丹還是排除萬難，第一個完成了秘書長的連任任期，一共在位十年。第四任秘書長奧地利人瓦爾德海姆也幹了十年，一九八○年他受安理會之命親赴伊朗斡旋解救被霍梅尼教長鼓動伊斯蘭學生扣押的五十三名美國人質，在德里蘭街頭被暴民包圍，幾乎送了命。若不是中共否決，他還可能再任五年。他的秘訣是：保持平衡。在他眼中，秘書長「是世界上最迷人又最使人喪氣的差事，包括著人類期望的高峰和人類脆弱的深淵」。他的繼任人是來自秘魯的德奎利亞爾，他以開展「靜悄悄的外交」著稱，見証了世界從冷戰過渡到冷戰後，建樹頗多。他同各國政府都保持良好關係，是一個深受喜愛但並不很引人注目的國際人物。加利是冷戰結束後當選的第六任秘書長，他欲表現他的獨立性，便得罪了聯合國最大的僱主——美國，成為聯合國政治的犧牲品，也成了聯合國歷史上第一個只做五年沒有連任的秘書長。

第七任秘書長、加納人安南似乎吸取了教訓，他上臺後表示要致力於維持一種不同國家利益之間的不穩定之平衡。安南出面競選前，特地宴請金永健夫婦拉票，金向安南詳細介紹了中共在臺灣、西藏問題上的強硬立場，還表達了中共希望中國派任的副秘書長主管實質性部門而非已往的技術援助之類冷衙門。一九九七年元旦安南上任後，一直在臺灣、西藏問題上全力支持中共，而且把原來的大會、經濟理事會及其下屬的一些委員會的秘書工作集中，合併為新的大會事務部，讓金永健主管，下轄一千八百人。每年九月召集聯合國大會時，金能坐在大會主席左邊，這是中共憑藉大國優勢在外交上得利的顯例。

(聯合國裡的華人全文完)

[轉載] 王江雨：大儒or大奸？

2010-12-22T03:47:00.003+08:00

偶見江雨兄發表了一篇頗有意思的網誌，遂轉載至此。

儒家妄自尊大之風的確縱貫我國歷史，然而亦不能盡說儒學盡斥其他學說。自孔孟起，儒家亦多有吸納別家優秀思想進行自我完善。惟罷黜百家以後，似乎因為欠缺競爭對手的關係，儒家逐漸由兼容反省演變為「唯我獨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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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江雨

（評述引自江雨兄的網誌：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ac2db10100nap6.html）

孙浩晖先生极度推崇法家，所以对儒家严重贬损。但平心而论，孙先生所指出的儒家诸恶习，可谓招招中的。不幸的是，下述种种恶习，在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这一点左派右派并无分别，而以那些以先进文明自况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最。他们自以为已经抱上了希腊罗马文明的大腿，但是因为理解力太浅（以及外语太差），实在没有能力脱胎换骨，嘴里把民主自由叫得震天响，骨子里其实是奸伪的孔儒之徒。这说明当下中国最缺的，仍是反封建的启蒙运动。

另论：作为孙先生笔下的”赳赳老秦“的后人，看《大秦帝国》时自豪之余，也禁不住经常哑然失笑。战国时代的秦人朴实厚重是有的，锐意进取是有的，但您也不能把秦军写得像八路军，商鞅像周总理，而秦孝公则像未来世界才有的完美的民选领袖，总之德智体全面发展，人人形象高大全，这个风格很接近俺老人家小时候看过的《林海雪原》和《艳阳天》(对了还有《李自成》）。两千年前的祖宗们这么伟大，让俺都有点不好意思啦。鄙视自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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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浩晖：《遭遇儒家》
（文章來源：http://www.xindaqindiguo.com/forum-viewthread-tid-231-from-portal.html）

治学为文，百家争鸣，这本来是先秦时代开创的大阳之风。在先秦学派的相互评判中，所有的“显学”（著名大学派）都被其他学派批评过，被批评学派也都回应过对方的批评。在那个雷电勃发的时代，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鲜有谁记恨谁，鲜有谁对谁人身攻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独有儒家在这个时代中表现另类，显著地鸡立鹤群。

其一，儒家首开学派攻击人身之先河，尤以孟子为甚。（不想罗列诸多骂辞）

其二，儒家首开篡改史料之先河，孔子孟子同为始作俑者。孔子改削鲁国史而成《春秋》，删削民歌而成《诗》。孟子主张修改或删去《尚书·武成》篇，原因是这篇东西竟敢说“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子气昂昂质问：“以至仁伐至不仁，安能血流漂杵！”这一切，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这种治学行为，先秦其他学派没一家效法，或者说，都对这种学风嗤之以鼻。

其三，儒家私学之教育成就甚微，先后近十代弟子数千近万门徒，在几百年中没有为中华民族贡献一个有实际作为的大家。这一现象，与孔子确立的“学而优，则仕”的目标南辕北辙。论私学教育成就，战国三大家最成功：第一首推墨家，弟子群人人皆成凛凛义士，禽滑厘等几个大弟子更是实施“兼爱非攻”的大师级人物。其次该是鬼谷子一门，仅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四人已经改写天下格局了，更不论其余或失传于历史的大人物。第三当属荀子，李斯、韩非两大弟子，皆为煌煌巨星。

其四，儒家主张复辟倒退，言论但涉实际，每每迂阔自大而不着边际。此流风播于后世儒家，更见大而无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等宏阔之辞配以政治倒退立场，更见云山雾罩，你根本听不懂他究竟要你如何去做。

其五，儒家最缺乏人民性，对人民的公然蔑视为先秦学派之最。“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等等等，无一则不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相反，墨家的“兼爱”，法家的“法以爱民”（商鞅语），却遭到儒家的强烈攻讦。虽然，后来的孟子也有过“民为贵”言论，但在不改正复辟立场的前提下，这个井田制下的“民”是真正的人民大众么？至少，是不会包括奴隶阶层的。而法家与其他学派，则都是主张解放奴隶的。请注意，“奴隶”一词是先秦用语。

其五，儒家最缺乏大是大非的评判标准与识别能力，辄遇国家危亡社会动荡，其代表人物鲜有大义之举。截至秦帝国统一中国，作为儒家最正宗传人的孔门，传至第八代孔鲋。在风云激荡的八代岁月之中，孔门无一代一人成为救亡名士，或成为投身统一文明潮流的脱胎换骨者。就是这个孔鲋，被始皇帝请出山做了文通君，不思辅助帝国创立统一文明而大义报国，却鼓荡诸侯制而逃亡去职，最终投奔叛乱的陈胜做了博士，又死于乱军之中。自被“独尊”之后的两千余年，孔门七十余代，可有一次一代在民族危亡中利用其文化领袖地位鼓荡正义？近代史以来，日本入侵，孔门何在？逃亡台湾，孔门又做了“台独”势力的国策顾问。凡此等等，儒家最轴心的“素王”家族，可曾给中华民族过一次振奋与牺牲？

如此儒家轴心，教人如何敬重？

而墨家，而法家，而水工医农诸家，你不想敬重也难

儒家从来不反思本学派的阴暗底色，总是沉醉于剥离了复辟根基掩盖了历史真相的“语录”经文，还要教国人遵奉其为国学正宗，确实很难让人理解。

[轉載] 另一些名校

2010-12-21T10:56:00.002+08:00

再一篇關於香港教育的文章。事實上，近期各種反思香港教育的文章都很值得一看。這一篇描寫了不少「非名校」的價值和無奈，更值得當權的高官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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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早前《星期日生活》刊登名校女生的反思，引起不少過來人討論，網上就有好幾篇出自傳統名校男生手筆的博文，豐富了無福消受的路人甲乙丙對名校的想像。當天我收到一個推介電郵，寄件人說﹕「很棒的文章！相信我們當中，不少人有過這樣的經歷！」真的嗎？至少同列為收件人的我就不是。即使真的有很多人經歷過這樣的學校教育，又如何？從來非議名校名不副實例必一呼百應，但罵人也要本錢，出身名校的人批評名校是「有反省」，換了跟名校沒半點關係的，同一句批評就算沒被演繹為酸葡萄，也會得到「啊，那種傳統和文化，沒經過的人很難明白」的標準回應。那種微妙的身分認同，簡直與名校生共存亡，最終不管褒或貶，都只會進一步鞏固名校的神聖地位。

「好學生」

我在一所被界定為「地區名校」的中學畢業，愚見認為那是一種同樣值得討論的學習經歷，因為這類學校的發迹故事，跟今日香港教育面對的困局息息相關。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市鎮相繼落成，那年頭，願意山長水遠搬進偏遠公屋的家庭，十居其九是基層小市民。基層子弟除了家庭社經地位低，跟住在干德道的富家子弟，身體和腦袋構造完全沒有分別，大家都是人，一樣有人適應這樣的制度，有人不。不過干德道的小朋友在香港沒有書緣，大可赴笈海外開展另一段緣份，家在公屋的小朋友想爭取向上流動，就要過關斬將，用知識改變命運。屋村名校能夠在同期開校的同行間率先冒起，秘訣在於盡收該區學業成績最好的小學生。大家都是新校，照說都是白紙一張，大眾憑什麼判斷學校好壞？標準一，看排頭，歷史因素使然，某些宗教背景和辦學團體的學校特別有觀眾緣，他們在草創階段收到 Band 1學生的機會看高一線。標準二，看業績，學校辦了幾年後，學生在公開試的表現是最佳指標。簡單一點說，這類學校的成名策略是收「好學生」，再想方設法培育他們成為制度認可的「好學生」。

我不厭其煩把好學生囚禁在括號裏，因為身經萬千考試的香港學生都知道，學校儘管都在談德智體群美，但至少在中學階段，最後勝利屬於考上大學的一群。考試既然是一把尺，不能沒有統一標準，這些標準一旦離開了本意善良且目光遠大的課程文件，飛入尋常課室，自會被改裝重組，成為可死記硬背的標準答案。屋村名校的必殺技，說穿了其實就是「操練」兩個字。操練方法不外五日一小測，十日一大測，平日放學固然要補課，長假期更是黃金檔期。個別老師會精製筆記，學生讀的是老師消化過的心得，後來坊間出現了「雞精書」，好端端的中史科，被約化成遠因、近因、事件經過、結果和影響的方程式，讀得人人心生納悶。如今千帆過盡，我們大可嘲笑這種填鴨式教育多麼缺乏批判獨立精神，但事實證明，我們當中，不少人都是這麼走過來，掙得改變命運的入場券，與此同時，名不見經傳的屋村學校，憑藉驕人的大學入學率，成為家長趨之若鶩的「好學校」。

說到擁抱主流成功價值，我看不出傳統名校和地區名校的分別，畢竟大家坐的是同一條船。傳統名校的特殊優勢，在於既有過去的歷史和傳統，又有未來的人際網絡，這兩大利好因素，足以確保「好學生」的超穩定供應。地區名校的出色「業績」，卻不幸成了他們的「傳統」（或包袱），為了維持競爭力，學業成績只能上不能下，結果補課和測考頻仍，連同貢獻給一眾補習天王的時間，學生忙得透不過氣。叫不少傳統名校生一世自豪的自由學風和多元課外活動，地區名校未必不想擁有，就怕顧此失彼，搞好了音樂體育美藝諸如此類，卻拿少了A。有時是巧婦難為無米炊，資源不足，有心無力。時日一久，外間還是很容易就察覺傳統名校跟地區名校學生的微妙分別——前者自報家門時自信滿滿，落落大方，以為全宇宙都應該知道學校的英文縮寫，後者報完長達十幾個字的校名，心虛膽怯，矮人一截。

情與義，值千金？

長篇大論老半天，說的還是要擺進括號的「好學生」，那些成績不好的學生怎麼辦？曾幾何時，有些學校所以聞名香港，正是因為他們收的不是「好學生」。在大學入學率是百分之十八的前提下，考不上大學其實很正常！奈何大家都要跟著同一支舞曲旋轉，跟不上拍子的開始在課上找周公談心，那些壓根兒不耐煩跳舞的，悶得慌了就在課堂搞笑或搞破壞。在這些學校當教師的，當然也不缺純粹打份工賺份糧的普通人，但我認識不少特有愛心滿有熱誠的老師，甘願為這些被過早標籤的學子服務，他們一樣想方設法，為的是提高學習興趣，糾正性格和行為的種種偏差。我聽過不少叫人眼眶濕潤的感人故事——嬌小女老師在街上見到學生被圍毆，挺身而出，喝退大漢；中七學生的父親遇交通意外身亡，老師自發籌款成立基金，承諾照顧學生至完成學業；校長年年不動聲色自掏腰包，幫助家境困難的學生。這些義行，媒體不會報道，討論區沒人青睞，更不會被計入增值指標，但所謂春風化雨，所求的也不過如此。

適齡學童人口銳減，殺校縮班在所難免，首先陣亡的會是哪類名校？可恨的是，戰死原因不是不想教好學生，而是收不到「好學生」。我想不通的是，我們大可殺盡Band 3學校，但除非不再把學生分等級，這世上始終會有Band 3學生，他們是否只能在所謂「上移錯配」中，重複前人的命運？家有受不了港式教育的子女，又沒能力送他們放洋的家長，可以怎樣？

直至目前這刻，我還不敢說直資學校是否提供了真正有意義的選擇，抑或不過是在能力組別以上，多加了經濟組別的關卡。我所知道的，是過去十年八載的教育生態，愈來愈重視「市場」，說什麼「錢跟學生走」，聽在領受過何謂師生情的我的耳裏，很是難受。情與義，值千金？在教育商品化的狂流下，很多滿載一代人青葱歲月的校園，將會成為歷史，無數人再無母校可歸。

兩個片段

當那一天來臨時，我們想起母校，會想起什麼？有一年聖誕，我在一個派對上認識了一位年過半百的時髦阿姨，不知怎地聊起了她的母校聖路琦中學﹕「我口地唔同其他聖咩聖物，但係我口地都係名校！在灣仔，無人夠膽蝦我口地！」說時手舞足蹈，談到開心處，彷彿變回四十年前的飛女。另一次，我問一個剛升大學的女生在哪裏念中學，她報上年年見報的預科書院名字，我奇怪，問她中一至中五又在哪兒念書﹕「啊，間學校唔出名㗎。」

我常常記起這兩個小片段，告誡自己，母校雖然也有很多問題，又不能如傳統名校般給我更寬大的舞台，但我總是感恩，在這裏我遇過非常好的老師，有幸打好了學習的基礎，很多年後的今天，我有能力用另一種眼光檢視這段時光時，我沒有忘情。

文陶囍

(文章來源：2010年12月19日《明報》)

"Is it because I'm BLACK?"──從種族歧視鬼扯到甚麼是公平

2010-12-10T17:41:00.002+08:00

這是在很多荷里活電影中常見的對白，打的是「種族歧視」的牌子，營造一種「黑人為膚色而自卑」進而無理取鬧的幽默效果。一般都是黑人演員在受到不好的對待（注意：是「不好」而非「不公平」)時，就說上一句：「Why? Is it because I'm black?」通常，那對待黑人的行徑恰恰是合情合理、不帶種族歧視的，至少在劇情上是這樣，這樣才能突顯那種無理取鬧的幽默效果。

敢打這種劇情牌，足見社會在「形式上」已經很好地標榜膚色平等。但其實，社會大眾仍有一種「黑人地位稍遜」的潛在思想，不然就不會認為「黑人為膚色而自卑」是可被合理接受的劇情進而演化出引人發笑的效果。你甚麼時候見到過「Is it because I'm white?」這種台詞？

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不時也會碰到類似的例子。我在美加待過，都並未曾真正聽到有黑人說過「is it because I'm black?」，倒是在香港見過不少人時常抱怨說：「唉！因為我長得不好看嘛！」或「沒辦法！誰叫我窮！」之類的，同樣是用以向外「闡釋」自己受到負面對待的原因，試圖將自己所受到的不良待遇歸咎於他人的「歧視」，更有甚者進而掩飾自己受到負面待遇的真正因由。

我有不少內地來港的朋友，偶爾也會聽到「我們內地來的，待遇自然會差一點。」他們說的，我認為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有一內地親戚，大學畢業後獲香港某英資集團聘用在香港工作，他跟我說，獲聘同一個職位香港人，月薪一律一萬五千元，內地人獲聘的則統統一萬二千元。這是不公嗎？顯然是的。但從商人牟利的角度看，內地畢業生要找一份一萬二千元月薪的工作，其實不如香港畢業生要找一份月入一萬五千元的容易，這樣看來，好像又沒那麼不公平了。但，憑甚麼本地人和外地人（或外省人）就要有不同的工作機會？為甚麼就不可以公平對待不同戶籍（或國籍）的工作申請人？這樣看來，又好像是不公平了。

媒體近年喜歡用「事業線」來稱呼女性的乳溝，大有「事業線」越深越長則事業越順利的意味。憑「色相」爭取「事業」，是公平還是不公平？

我認為，世界本來就沒有絕對的公平。他在小康家庭出生、他生於大富之家、他出生在窮困潦倒的家庭…所幸，那些只是熱身點。現代社會，大多主張以「才能」換取「崗位」，我們不能保證學歷、考試成績等標準能絕對準確反映個人的各項真實能力，但起碼能創造相對公平的準則。當然，要創造相對的公平，也不是容易的事，社會要為真正的貢獻者回饋相應的「報酬」，就需要限制各種形式的壟斷，以確保社會階級的流動性。

既然追求不到絕對的公平，社會就應該創造相對的公平。

Sapere KK Lee
2010-12-10

[轉載] 周日話題﹕名校教了我什麼——女校生的反思

2010-12-05T19:15:00.002+08:00

一篇反思香港教育的文章，本文甚具警醒香港教育價值扭曲的意義，特此轉載推薦。

(文章來源：2010年12月05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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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名校教了我什麼——女校生的反思

(明報)2010年12月5日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直資名校被揭發一大堆混帳，那部古老幻燈片機就在我的腦袋開動不斷重播我的中學校園片段，晃眼已是十多年前的泛黃舊事。

我的母校，是港島區一家有逾百年歷史的女校，人稱「老牌名校」、「貴族學校」。我曾經為自己能夠入讀這樣的名校感到無比自豪，因為我們一班女生，既能說流利英語、又懂得吃西餐禮儀、亦能夠淡定自信於人前表現自己，根本唔將隔籬學校著旗袍紮孖辮的四眼妹放在眼內。

直至我做了記者，我才發現，所謂名校生獨有的自信、傲氣，還有世故、現實，跟那隻只懂呱呱叫的井底之蛙，沒太大分別。

八九六四那年，我在鰂魚涌一間街坊中文小學讀小五。我是班長，自發貼了大堆剪報，發起同學手纏黑布。翌年六四1周年如是，我還記得我們和班主任一起哭。

1991年，我被派到那所名女校升中一，班主任比我更興奮，我卻戰戰兢兢。

我被編入全級最top的A班，噩夢開始——老師上課全講雞腸我聽唔明、英文堂默生字我無個寫得出、原校小學升上來的個個都已埋堆唔受我玩，和我一樣的外來生全班只有五六人，她們不是半唐番就是英文小學出身，來自中文小學的好像只我一個。

同窗：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

中文堂，成為我的避難所，也是我唯一找回點點信心的課堂。可惜，我的同學都看不起中文，反而為自己中文成績遜於英文而感「自豪」。我很記得，中二那年我的同窗中文測驗全班最高分，她放學時卻苦瓜乾面口道﹕「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我要英文勁呀。」

不單我的同學，後過渡期年代的修女校長，也不將中文放在眼內。中三起我加入中文辯論隊，校方對我們的重視遠不及英文辯論，我的大師姐隊員都是高材生，閒談時笑道﹕「校長唔理我口地仲好，輸咗都無壓力。」據說，修女校長的臉孔在回歸後180度轉變，小師妹通風報訊，Sister近年經常強調要向北望學好普通話，轉直資後又花大筆錢裝修搞個什麼孔子學堂，希望girls都要學好中國文化。

名校，就是如此現實。它貫輸的價值觀是七個字——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單校長，老師、同學，都很懂得做人——做一個成功的主流香港人，當然離不開一個錢字。

名校價值：識時務者為俊傑

我的同學，家住干德道司徒拔道，每天司機駕著勞斯萊斯定時定候接送。中二那年，富家女邀請我到她的大潭複式洋房，我到今天仍記得那個無敵大海景。那晚，我回到數百方呎的舊樓——我的家，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卑。

同學雖然有錢，但她們不算show off——應該說，她們由開口講英文到言談間展現個人長處，是骨子裏自然流露的自信，外人覺得她們「寸」、「扮口野」，但那其實是她們是獨有的上流社會溝通方式、貴族間的溝通密碼。午飯鐘響，校園是中英夾雜的喧鬧、好動女生在球場打英式netball而非籃球羽毛球、貪靚的討論暑假去歐洲買什麼名牌。沒有人會談六四，也懶理香港回歸將至。

我當年自覺格格不入，這幾天我不停思考，這個年代獲獎學金的窮學生，入到直資學校後，可有當年我的自卑、孤單？

年輕的我用了半年時間，流了很多淚水、開了多晚通宵，就全程投入校園生活，學懂說美國口音英文、不怕在堂上舉手答問題、在同學面前不再害羞，我學會了如何做個presentable的名校生。我的成績由包尾變成中等，更獲頒全年進步獎。我開始享受校園生活，和我的富家同學一起溫習看戲談天說笑。我享受自己被標籤成「A班精英」，有名人來校探訪，校長只會把他帶到我們A班；朗讀話劇跳舞我們A班都拿冠軍；老師最疼惜的又是我們A班。

勝王敗寇的遊戲規則

名校的遊戲規則是「精英制」，你入了A班、拎到獎，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如盛放牡丹成眾人焦點，其他班別的同學，只是你的綠葉。名校精英制，簡單來說是套用職場遊戲規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職場的上位伎倆，名校生早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就學懂——懂得識時務、懂看人眉頭眼額、懂把握機會表現自己長處。但少女含苞待放的天真純情，去了哪兒？年輕人對社會的熱血，為什麼丁點都不見？

中六那年，我被同學選了當Head Girl（雖然我不是會考狀元）。那年我18歲，成年了，看到所謂名校生、我的同學師妹，很多人雖然表面自信家境富裕，但其實心靈空虛，有的放學流連百貨公司不願回家、有的故意不穿整齊校服引人注意。我將我的發現告訴校長老師，希望他們多花時間關心同學，而非一味叫她們參加比賽幫學校拎獎。

結果我被大駡，更被視為最不聽話的Head Girl。

10多年了，如今，我不少中學同學都很有成就，有的是某某大公司主管、有的嫁了有錢人錦上添花。數月前，在婚宴重遇昔日的A班同學，她們說起自己的職業、老公、子女，當年班房裏的自信又再呈現，表現自己似乎是名校生的終身任務。

可是，我已不再是A班那個小薯仔，我不想再追隨A班大隊了。

離開名校投身記者工作後，我看到世界之大，不是只有干德道豪宅、生活也不是只有名牌拎獎、做人的價值也不是只懂得看人眉頭眼額。世界之大、胸襟之廣，是即使我們家住干德道，也知道香港有個地方叫深水埗有很多板間房；即使我們追逐名利，也關心世界大事懂得分辨是非黑白，而非趨炎附勢。

倒模生產典型香港人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訓練每個人的獨立思考、批判思想。但名校在這方面做到幾多？名校最成功的，是它大批倒模生產一個個典型香港人——實際、精叻、識上位、識表現自己。但更深層的價值——真、善、美，名校又教了幾多？

這個每個名校生都應思考的問題。

後記

我不憎恨我的母校，畢竟它教曉我很多實際的。到今天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和我背景類近的中學同學。雖然她們不讀報、不關心時事，但都有一顆溫柔的心。我預科時的中文老師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的死黨。

寫這篇文章，是希望香港人不要盲目貪慕名牌。所謂名校的教育理念，你作為家長是否認同？更重要的，是你希望學校教曉你的子女什麼？

而我最希望，香港出色的窮學生與富學生，都有平等機會入讀優質學校，這卻是我對直資概念的最大質疑。

文蘆葦

編輯屈曉彤、劉逸芝

偉大的人

2010-12-03T14:33:00.000+08:00

You are great not because of who you are but what you have done,
you are a hero not because of your talent but your heroic spirit.

偉人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他的身份，是因為他的貢獻。
英雄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他的才幹，而是因為他的心。

幸福是…

2010-11-28T16:19:00.001+08:00

幸福是─────
當有人在關心你的時候；
雙重的幸福是──
當你關心的人也在關心你的時候。

幸福是─────
當你感覺到快樂的時候；
雙重的幸福是──
當你為別人的快樂而感到快樂的時候。

幸福是─────
當你享有你應得的東西的時候；
雙重的幸福是──
當你為你的所得而感到滿足的時候。

幸福是─────
當你尋找到人生的目標時的時候；
雙重的幸福是──
當你和人生目標距離越來越近的時候。

幸福，從來就有無數個可能。

但真正的幸福，只有一個可能──當人懂得自己的幸福的時候。

人的世界，有美好的地方，也有醜惡之處。

是活得悲苦，還是過得幸福，一切，還是在乎自己的選擇。

Sapere Lee
2010-11-28

[轉載] 開卷看世界﹕讀《李光耀回憶錄》領會共黨作風

2010-11-15T01:10:00.003+08:00

(文章來源：2010年11月14日《明報》)

當年讀這本書的時候，的確是覺得上集比下集精彩得多，他一開始也沒有預料到會有那些驚心動魄的鬥爭，以致他後來回想起來說：如果再讓他選擇一次，他怎樣也不願意再跟共產黨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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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李光耀是名副其實的新加坡國父，他主力創立新加坡國，而且一直看護國土，處處為新加坡著急。家父祖居馬來西亞的沙巴州，童年家中最重的一本書，是硬紙印刷的《世界地圖集》，家父久不久就指住海外的家鄉，地圖寫「英屬馬來亞」。那是一九六三年之前出版的地圖集，馬來亞仍未獨立建國，成為馬來西亞聯邦。馬來亞聯邦、沙朥越、沙巴和新加坡，組成馬來西亞聯邦；兩年之後，一九六五年，聯邦排斥新加坡，新加坡被逼獨立建國。爾後，這政治家被逼在彈丸之地，在極少的格局內經營他的小天地。

海外中華破滅

馬來西亞聯邦之建立，配合美國圍堵中共，當時南洋活躍的政治勢力，是馬來亞共產黨，是中共在海外的附庸。華人政治與共黨政治重疊了，顧及美國的戰略需要，新加坡即使華人為主，也不能建立海外中華，新加坡要建立一個複合的國族。

南洋華人並非不熱中政治，而是一開始便吃了苦頭。廣東梅縣的客家人羅芳伯於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成立「蘭芳公司」（類似「東印度公司」的商人統治組織），向清廷朝貢，復於一七九五年在沙朥越的加里曼丹建立「蘭芳大統制共和國」（至一八八四年），首領尊為「大唐總長」或「大唐客長」。倚仗清廷的庇護，招攬馬來酋長加盟，擴大版圖。第一任總長是陳蘭伯，第二任是羅芳伯，於是國名就叫蘭芳共和國。這是海外華人第一次、也許是唯一一次的海外建國。後來中法戰爭爆發，荷蘭人重新攻略沙朥越，蘭芳共和國兵力不足而覆亡。此後，南洋華人一般以入籍掩藏身分，依附殖民地政府或土著政府，官商勾結，並不主導政治，即使泰國和菲律賓不時由華人主政，也掩飾華人身分，不圖海外中華之舉。

香港學不了新加坡

回歸之前，新加坡每每北望，看看有什麼可以從殖民地香港學習；回歸之後，香港每每南顧，看看什麼可以模仿新加坡。新加坡可以學香港，香港學不了新加坡，純是體制所限。新加坡即使面積小過香港，但新加坡是國家，有國族的立場和雄圖，可以號召官商民一起行動；香港是欠缺政治主體的殖民地，除非政府手段靈巧，行政得宜，並不能號召民眾歸心。新加坡的國民福利（組屋及國家公積金）、科技轉型和文化園區，香港只能看，不能學。看《李光耀回憶錄》（一九九八），最有參考價值的，反而是他與共黨周旋、離離合合過程之中，錄下的個人觀察。

李光耀雖然是華裔客家人，但英國化甚深，他無心復興海外中華，除了國際冷戰格局的限制，也許與他當年領教過的共黨作風有關吧。他「之所以討厭共產黨人，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列寧主義就是領袖集權，成員必須服從，泯滅人性。

共黨的三大作風

李光耀當年與英國殖民政府周旋，靠的是城市工人和客家鄉親，但他沒有拉攏馬來亞共產黨（馬共）。《李光耀回憶錄》（上冊）說載了這位機巧政治家對共黨的判斷，就是粗野、造假而且毫無底線，行事罔顧人命，為求目的，可以犧牲同志。

李當初很仰慕共黨的組織紀律與同志感情，後來領教了共黨內部的秘密網絡、粗野舉止和互相出賣，不再心存幻想。共黨採取單線的人事組織聯繫，毫無綱紀，各線之間互相監察和檢舉，黨員之間無信無義。共黨青年愛玩「估領袖」的遊戲，同志之間用扯耳、眨眼、摸鼻的身體動作引起同志注意，從而洞悉誰是人群之中的領袖，該領袖隨後物色接班人，改變動作，叫同伴繼續猜。遊戲達到的效果，就是隨時準備領袖更替，繼續效忠。至於造假，最明顯的是群眾大會，李說「他們是出色的舞台監督」演講者在上面演講，下面安插了鼓掌員和歡呼員，以機械性的時間和節奏，鼓動民眾情緒。遇到黨外的人演講，不論口才多好，只要偏離共黨路線，台下的鼓掌員和歡呼員便裝出冷落模樣，發出尖叫和噓聲，塑造群眾反應。這種技巧只能蒙蔽下層民眾，卻令受過教養的人反感，恥與為伍。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工會組織罷工和暴動，晚上十點，工人及聲援的華校學生包圍一輛英國警官的巡邏車，擲石攻擊，警官發出求救訊號之後，開了四槍突圍。警官並無瞄準群眾，但一顆子彈擊中一名學生，肺部中彈。其他學生不單不將傷者送入醫院救援，反而將他抬上一輛貨車，在市區遊行示威三個小時。送抵醫院時，學生已經斷氣。李光耀痛心其事，說「他是有可能保住性命的。然而如果一個殉難者能夠挑起革命的烈火，一條人命又算得了什麼？」基於現實政治，共黨可以打交道，但其作風，從政、議政的人，必須看清楚。粗野、造假、處事毫無底線，看李光耀的回憶錄，這三點共黨特質，是最大的教訓。

文陳雲

編輯曾祥泰

[轉載] 讓香港成為一個真正的「家」

2010-11-08T23:21:00.004+08:00

(原文來源：2010年11月6日《明報》)

當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在社會沉迷於炒賣樓房的日子裡，似乎大家都忘記了房子的本質原是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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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1950年代初英國興建了數百萬計的「市建住房（council houses）」，可說是「英雄之家」。這是英國工黨為了慶祝大選勝利，也是為了慶祝數百萬在二戰中與希特勒奮勇抗戰的士兵安全回家。我的父母當時正值新婚，他們正是這些「英雄」的其中一員。

當然，那房子並非真的是「我們的」，我的父母只不過是租住。而最重要的是，這房子有1200平方呎，有足夠的空間使人生活得舒適和有尊嚴。

當香港市民為曾蔭權提出的「置安心計劃」激辯，立法會議員又抨擊他未有重建居屋的時候，我反覆思量這些「英雄之家」的意義。

問題癥結在房子的空間

我的結論是，似乎每個人在房屋問題討論中都失去了方向，問題癥結不在於港人是否可以擁有自己的住房。我和家人在「市建住房」中開心生活了超過30年，從未打算或覺得需要置業。問題癥結是你的房子有多大的空間，這些空間可為一個家庭帶來多少尊嚴和私隱。

使香港蒙羞的不是只有小部分人擁有自置物業（只佔人口總數的53%，美國、英國及澳洲約70%，新加坡更達89%），而是有超過一半的香港家庭住在空間面積只有490平方呎或以下的房屋，他們甚至不敢指望可以住在更大的房子。當香港家庭知道深圳和上海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積是香港的兩倍時，他們會是何其尷尬。

約一年前，我寫過同一個題目的文章，恒隆集團的陳啓宗先生寫了一封電郵給我，表示他的不滿，他堅決認為香港人樂意並甘心住在狹小的房子。這簡直是一派胡言。如果曾特首和他的政府班子希望消除目前充斥香港市民內心不滿和憤怒的鬱結，那麼他們就要先看清楚地產發展商，甚至是市建局（它在灣仔的「Queen's Cube」項目實在令人氣憤），為市民所提供數千計的房屋單位，這些單位都是一排排、密密麻麻，卻為地產商帶來巨大的利潤。

我的父母搬進新建的「市建住房」，並不是期望擁有一套房子，而是希望獲得私人空間、自由的感覺──這才是一個家的真正意義。當時的英國，經濟遭受了一場十年戰爭的破壞，仍可以為我的父母提供一個1200呎的住宅，那麼，按人均收入計算，香港作為最富有城市之一，卻未能在半世紀後的今天為香港市民提供同樣有尊嚴和舒適的居所，這實在是可恥的。請注意，現時在澳洲新建房屋的平均面積是2200平方呎，美國是2000平方呎。即使是希臘（平均住房面積約為 1300平方呎）和西班牙（也不過是略低於 1000平方呎）都比我們好得多了。

小如骰子的單位是要正視的「毒瘤」

如果政府縱容地產商，容許他們以「要讓市民負擔得起」為藉口，興建更狹小、更細如骰子般的住宅單位，這必然是政府要正視的「毒瘤」；對整個社會而言，它更是一個絕症，人們只會繼續沉迷於以物業作為可買賣的資產，而不是當它為一個家。諷刺的是，在新加坡，89%的家庭擁有自己的物業，比香港高出 36%，但香港的物業市場完全瀰漫着投機炒賣的文化。

但當然，這是因為香港房屋單位供應非常不足，才造成這種投機文化。誰會把如此狹小的空間視之為真正的「家」？自然地，這些房屋單位只會無情地被轉手圖利，它們就像豬肉或咖啡期貨等投資產品一樣，引發人們的投資熱情。

諷刺的是，儘管香港的「家」是多麼的不像「家」，大部分人仍然嚮往自置居所所給予的「安全感」，同時眼見投機炒賣不斷推高樓價，更愈來愈偏離自己實際負擔能力，而感到非常焦慮。因此，我認為現時對復建居屋的要求可能是一種錯誤的方向。大家似乎有系統地失憶，忘記了1998年很多業主因本地物業價格大跌70%而遭受災難性的虧損。大家更似是完全不關心，現時有按揭在身的業主將會面對的風險，哪怕利率只是上升2個百分點，他們的還款成本便將增加一倍。

如果政府真的想分散政治不安情緒，那便應該忘記置業的問題，政府需要為我們的將來訂立房屋（無論是私人樓宇或公共房屋）單位面積的下限。要保證人們可以負擔得起這些房屋，政府要把現時土地拍賣作為財政政策的核心完全改變。這將意味着那些擁有大量售價荒謬但面積卻細如骰子的樓宇的地產商大為不快。

現任政府的任期只剩兩年多，要政府作出這些行動是絕對沒有可能。但香港現在有成千上萬樓齡高的樓宇需要拆卸（這是因為它們根本不能維持到下一個十年），因此，我們有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去避免重蹈這種尷尬和道德的禍害。擁有一個1000呎的家不應該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隱藏部分的文章

追夢

2010-11-07T18:49:00.001+08:00

迎風踏雪圓佳夢
上窮青天覓雪梅
人生幾許償心願
不枉紅塵走一回

想起了放下一切追尋夢想的Isabel(Amy)及Walter，偶作一詩以記之。

Sapere K.K. LEE
2010年11月7日夜，於家中

[轉載] 網友反彈騰訊：360是黑道

2010-11-05T05:34:00.006+08:00

新聞來源：《中時電子報》(2010年11月5日科技版)

騰訊透過「QQ」的市場佔有率來逼使客戶(用戶)放棄選用敵對企業的產品「360」，不正就是「不正當競爭」行為了嗎？

金山和Kaspersky趁機落井下石倒是正常，他們本來就是防毒軟體市場的直接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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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反彈騰訊：360是黑道

2010-11-05 | 旺報 |【記者陳曼儂／綜合報導】

　大陸網路兩大巨頭、騰訊和360的口水戰，在延燒一個月後，已引起上億網友不共戴「機」的肉搏戰！11月3日晚間，騰訊強制在裝有360軟體的電腦上停止運行QQ，導致數億網友只能二選一，嚴重損及權益，網友昨天是一片怒火，說兩家公司是一丘之貉，拿網友當人質。

　騰訊不僅不讓裝有360軟體的會員使用QQ，還大動作告360相關企業的「不正當競爭」，並向360相關企業要價400萬元人民幣賠償金，這起訴訴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已正式受理。兩大網路巨頭商戰，短兵交接，幾近瘋狂。360董事長周鴻禕甚至痛批騰訊此舉喪心病狂。

　網友被迫只能二選一

　由口水戰正式走上法院，除了兩大企業的地盤廝殺外，影響最大的還是大陸上億網友，QQ以免費通訊軟體起家，類似台灣常用的msn，帳號高達6.125億，等於包涵大陸近90%的網友，360以免費掃毒軟體為號召，用戶數也超過3億，等於是有75%以上的大陸網友在使用，現在只能二選一。

　面對網友強烈反彈，騰訊公司北京總部昨日舉行記者會，副總裁劉暢聲淚俱下，說自己是「弱勢族群」；說360是黑道，騰訊包括業界高管多次收到來自360的威脅短信，「這是我經歷的最慘烈的一場戰爭」、「我們過去做得更多是忍讓，我們希望能還用戶一個寧靜」，還把戰火歸納成「一家公司與整個互聯網產業之間的戰爭」。

　360籲網友停用QQ3天

　360則呼籲網友「為了互聯網的安全」停用QQ3天，奇虎360公司總裁齊向東說，工信部和公安部已介入，將著手調查這起糾紛，業內專家也建議國家相關部門出面協調此事。

　這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戰爭，從9月底互相指控對方沒有「道德」，360說QQ會侵犯網友隱私，QQ則「善用」他的軟體視窗來指控對手，期間甚至連其他掃毒業者，像金山安全和卡巴斯基都出來指控360有重大安全漏洞，被外界認為是「QQ聯軍」打群架。

　網路調查顯示，若兩個軟體發生衝突，有53.8%首先會卸載掉QQ，24.2%的網友會刪掉360，網友大多對於會被強制停用QQ感到憤怒，因為變得要重新建立朋友檔案，而且從免費開始的QQ，後來不斷推出要付費的產品，「明明是通訊軟體，當什麼變形金剛啊」。

　（相關新聞刊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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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相關新聞：Google關聯新聞頁

[轉載] 歷史學家

2010-10-29T01:54:00.007+08:00

文章來源：《別冊ANOTHER》創刊號(第32-34頁)（作者：Ryson）

很寫實的一篇文章，這一代的社會，物質富裕了，但在缺乏選擇和希望的人生裡，「生活」卻是貧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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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大學畢業了！走出學系辦公室，家樂站在長長的走廊中間，看著手上的畢業通知書，不禁回想起自己的中學生活。那時他沉迷歷史，一心想當歷史學家，不理會家人反對堅持大學入歷史系。現在終於讀完了課程，夢想總算是到完成了一半。唯一可惜的是大學內太多勁人，又有NDS (NEI DI SHENG ) 又有拔尖，許多必修科都被人屈機，結果只得二級榮譽畢業，進不了研究院。

盡了力就算了。不能做歷史系的研究生，最少也能找個和歷史相關的工作吧。家樂這麼想。可惜畢業後他才發現，香港根本沒有這樣的出路。打開求職網站，不是金融就是理財，或者底薪很低的保險。家樂的大學同學，無論是文科，理科還是工科，很多人畢業後都找不到和自己學科相關的工作，結果去了做商業類的工。家樂等了半年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畢業後欠下的十二萬LOAN，一亳子都未還過。

眼看身邊同學都找到了工作，家樂十分難受。父母雖然言語上沒有說出來，但從他們的眼神中，一字一句都很清楚：“一早叫你唔好讀歷史啦！讀完都係揸兜！”

不能再等下去！和幾個同學商量後，家樂決定去讀教育文憑，希望做中學老師。這是和自己興趣最相近的工作了。雖然和歷史學家相差甚遠，但起碼可以作育春風，把自己的夢想傳給下一代。家樂這樣安慰自己。

家樂用了幾星期，說服了月入不足萬元的父母，拿了四萬多元的積蓄去讀教育文憑。一年的全日制課程，很快完結了。又到了臨近畢業的時間，家樂寄了數十封申請中學教師的求職信，完全沒有回音。

“現在有太多人讀教育文憑了，供過於求！出生率又低，小學中學都殺緊校，邊有咁多教席呀！有空位都比左有經驗既老師啦！”親戚如是說。

又等了半年。家樂不想再靠家人資助，暫時放棄做老師的念頭，決定去做中學TA (TEACHING ASSISTANT)，月入八千。同事中有幾個TA都有教育文憑，卻當不了老師。“以前TA工作係中五中七做，而家要大學生甚至教育文憑先有得做。以前老師工作係大學生做，而家讀埋教育文憑都未必有得做。文憑貶值左好多！唉，都唔知連大學都入唔到既人可以點生活。”TA同事感慨道。

當了兩年TA後，家樂終於在同區的中學找到一份0.5GM的教席，月入萬五。見工後回家，母親問起薪酬，一臉疑惑：“做老師既起薪點唔係有二萬幾人工咩？點解你咁少？”弟弟在旁解釋：“阿媽，你唔明啦，而家係人地係請半個老師呀！”母親更糊塗了：“你唔係番全職咩？點解係半個老師？係唔係比人呃左？”

家樂回到自己不足七十呎的房間，不再出聲，母親也沒有問了。家樂沒有告訴母親，他的另一位同事正在做0.25GM的工作，月薪不足八千，比自己當年做TA 更少。他不懂得如何解釋，為何一個中學老師的教席可以被分成兩份，甚至四份；人工少了，工作量卻沒有怎樣減少。母親不明白，他也不明白。他想，自己可能真的是被騙了，被社會騙了。

做了一年多，家樂漸漸感到壓力。不止是工作壓力，還有同事間的競爭。一到下午五點幾，身旁不少同事都急著離開中學，趕著去大學進修。日間是老師，到了晚上便成了學生。七八萬的兩年兼讀制高等學位課程，每月便要花費數千。家樂自信上課時應付學生有餘，根本不需要再進修甚麼。但看著同事幾乎人人都在讀書，自己只得大學學位加教育文憑，總是好像欠了些安全感。最近同事間更盛傳學校下年會減少老師人手。家樂想著想著，不禁害怕起來。

放了工，約了女朋友在商場食晚餐。經過自己所住的公屋屋村，突然發現原來街坊開的店鋪幾乎全部換上了連鎖店，許多開店多年的老街坊都已經不做了。在餐廳，女朋友吃了幾口飯，突然發怒起來：“你究竟有無諗過我地既將來？結左婚你係唔係想我同你係公屋住過世？”家樂一邊安慰女朋友，一邊思考應該花錢進修還是儲錢買樓。

送完女朋友回家，一個人搭著加了價的地鐵和巴士，拿出剛才從地產代理得來的幾份二三百萬但實用面積不足七成的樓盤廣告單張。他翻著只有CG圖，連樓盤實景都看不見的單張，思量著要儲多久的錢才可做一成按揭，三十年後可否供完。他忽然覺得，自己像一隻蝸牛，拖著沉重的殼，慢慢地，慢慢地爬行著。從年輕到衰老，從黑髲到白頭。殼上有他的未婚妻，有他未來的兒女，有他年老的父母。越來越重，越來越重...

這時，電話響起，他醒了過來。父親來電，說弟弟會考只得幾分，找不到中六學位，希望家樂可以資助他幾萬元讀IVE或者是副學士先修。

關了電話，家樂看著車窗外雨天的街景，想起中一那年，作文堂的那一天。

那一天也下著雨。他看著校園外雨天的街景，一邊幻想著自己的未來，一邊微笑地在作文簿上，一筆一畫，工工整整地寫：

我的志願是做一個歷史學家...

(完)

[轉載] 法網圖鑑﹕急凍了的法治觀念最可怕

2010-10-27T15:13:00.002+08:00

作者：王慧麟

原文網址：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1023/4/kvh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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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2010年10月24日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托法而治謂之暴……暴者失民

——《韓詩外傳．卷三》

社運人士楊匡被控襲警罪名成立，判刑十四日，裁判官梁榮忠據報批評示威者濫用示威權利；但社會反應寥寥，除了網上有人聲援，幾位社運人士斷食抗議外，媒體反應極低。同一條襲警罪，早前裁判官阮偉明卻「輕判」 Amina，信納其為病人，讓其遠赴美國進行所謂戒酒治療，改過自新，社會口誅筆伐。因為電視片段所見，Amina英語字字鏗鏘，上庭前後律師團隊簇擁，三犯襲警而毋庸坐監，果奇聞也。

查裁判官英文為magistrate，為英國最古老司法機構，裁判署（magistracy）之法官名稱，凡六百年。以裁判官一詞今譯，頗有偏頗。裁判署乃英國基層法院組織，所論斷者，既有鼠竊狗偷之情事，復有宗族事務，民事及家事糾紛等，無所不包。

地區維穩，需要士紳（gentry），中西皆然。英國之裁判官，歷史上俱為太平紳士（JP, Justice of the Peace）出任（香港猶設此制，如中西區政壇大老陳捷貴或有中國鋼鐵女王之稱的陳寧寧）。英廷委任之太平紳士，俱非等閒之輩，需在地區孚有眾望，坐擁土地莊園，教育程度較高，一般均由士紳出任。據1361年英國之太平紳士法，太平紳士與地區土豪無異，既有拘捕扣留叛賊之權，亦有懲罰判刑之司法權，其權力（或責任）甚至包括修橋築路、招募士兵等，與現在香港的榮譽性質，大相逕庭。

士紳既為地區之霸，已擁經濟實力，再獲委為太平紳士，總攬司法權力及地區行政兼執法權力（如維持治安及消防救火等），在其麾下，漸成一個龐大的地區政經利益關係網。然而，隨著歷史發展，太平紳士淪為地方土豪劣紳者，日漸增多，反成了英國政治隱患。

收錢開庭土豪劣紳

至十九世紀之時，英國之裁判署，成為壓迫窮人之司法黑洞，為鞏固地方土豪惡霸權力之工具。惡名昭著者，莫如十八世紀之米德爾薩克斯（Middlesex）地區之裁判署制度。斯時米德爾薩克斯管轄範圍，包括現今倫敦附近之城市地區，但其基層行政司法組織卻仍維持鄉郊狀態。鄉間太平紳士眼見米德爾薩克斯事務繁多，視為畏途。仍願出任裁判官者，就借急速城市化之商業需要，自訂審判程度，「收錢」開庭，外間稱為trading justice（姑且譯為搵食法官），乘機挑撥訴訟，敲詐窮人，令米德爾薩克斯裁判署成貪腐溫床，英廷不得不出手改革，此為後話。

十八至十九世紀，英國拓殖，先用槍炮，復以裁判署震懾土著，以司法壓迫人民，性質與英國相似，仍同中有異。1888年，北婆羅洲為英國保護國，英廷於各地方行政區域，派駐政務官為當地參政司（Resident ——此制度適用於非英國殖民地，resident者，有輔政之意，協助地方領袖管治該區）既有行政職務，兼為地區之裁判官，攬行政司法功能，乃英國實質管治之象徵。同時期之香港，裁判署一樣成為控制華人之司法工具。

1853年香港出版之《遐爾貫珍》云﹕「其次有臬憲，斷重要案件，至細故小案，俱歸刑訟司，協同撫民紳士一二員訊斷，至凡有漢人告狀，或控本土人，或控他國人，即赴該司署以漢文稟訴，傳供人照由轉達，聽候判決…」刑訟司者，即裁判署。出任裁判司者為英人，有華人輔之。《遐爾貫珍》出版之時，英人管治香港十一年有多，法制建設已漸成形，亦為嚴刑峻法之最高峰。

殖民草創嚴刑重判

學者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曾謂，殖民政府草創時期，毫不留情地向罪犯施加肉刑（corporal punishment），又利用刑罰，代替懷柔，令大部分華人墮入法網。因為英人認為，大部分華人，俱為鼠竊狗偷及海盜之輩，須以重法予以痛擊。至於裁判署之首任裁判官堅上校（Captain William Caine），強力主政，以程序亂籠、有罪推定、拒聽辯詞、舉證馬虎、華人重刑、放生洋人為常態，至於刑罰，更是重中之重，公開行刑更是必備環節，令當時港人，不知有港督，以為堅上校為實際香港「話事人」也。

文基賢指出，在英國精密的法律制度，輔以採用清廷對付漢人嚴苛的高壓及種族分隔手法，香港華人可謂盡得中英高壓管治之夾擊，受到極為無情的鎮壓。話說回來，港人亦展現出驚人的忍耐力，在英國強力彈壓、置於紀律及監控下，經過二十年的管治，華民馴服於殖民管治，局面趨於穩定，成中國南端一宜居之商港。王韜在1865年時說，「香港一隅，僻懸海外……山赭可瘠，颶號土惡，人迹所不樂居，朝廷亦度外置之，無所顧惜。」但經英人管治後，「於是各口通商之地，亦於香港首屈一指。前之所謂棄土者，今成雄鎮，洵乎在人為之哉！」

裁判司既是殖民管治最前線，對付華人，用刑必嚴，判罪必重，港人逐漸接受如斯嚴苛之法律制度，以換餬口，漸成殖民生活必要之惡，甚至內化成香港社會規範而渾不自知，以至無法擺脫此深植之（殖民地）法治觀念。上世紀六七暴動，裁判司署屢成鬥爭中心，被捕左派人士審判時高呼毛語錄，甚至有千人圍繞九龍裁判署以聲援受審示威者。裁判署刑罰力度亦強，現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曾因藏有傳單被判監兩年。

殖民政府不單針對左派，亦針對本土社會行動。1979年油麻地艇戶事件，67人乘旅遊巴從九龍過海香港，於港島出口遭警方截停，被控以非法集會。銅鑼灣裁判署將大部分艇戶釋放，卻判十一名人士有罪（包括馮可立等），彼等上訴被高院駁回。康士法官謂，裁判官判案時，明顯把居住在油麻地艇戶與非居住之艇之人士分隔（見1979年之R v Chow Shui )。最終康士法官駁回上訴。從中可見，裁判官以至法院體制在殖民地刑事案件之作用，以維護殖民地道統為前提，粗暴打擊維權行動，毫不手軟。

但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交回中國已成事實，殖民政府大江東去，亦衝擊司法體制。一方面，基本法「急凍」了司法體系，亦「急凍」了殖民地的司法傳統，把十九世紀以來嚴厲監控及壓迫鎮壓的暴力法治傳統延續下來。而繼續站在前線的，裁判官需要延續的，就是這些欺壓本地、向洋人傾鈄的司法傳統。

引入輕罪尚權尚利

另一方面，隨著英治遠去，西方現代法律文明強調的個人權利，以至在刑事司法系統內強調改過自新的「輕罪」（rehabilitation）政策亦引入香港。前者透過人權法於91年後在香港立法，後者透過法律改過，予犯事者以保釋、治療、感化的方法，讓犯罪者免予監禁，給予改錯之機會。

香港司法面對殖民性及權利觀的衝擊及拉扯，前者尚暴尚壓，後者尚權尚利，前線裁判官首當其衝。人權法之訴訟，成了兩者拉扯之象徵，裁判官之有關判決，屢被上級法院推翻。裁判官Sinclair在R v Ming Pao Newspaper（1995），判定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違反言論自由，到了上訴法院卻被推翻，累得《明報》要上訴至樞密院，才獲勝訴；另一邊廂，裁判官Lugar Manson在R v Chong Ah-choi（1994）的案件中，裁定簡易治罪條例內，無合理解釋藏有攻擊性武器的罪行，沒有違反人權法，上訴法院卻推翻他的判決，人權學者喜出望外。高等法院呢？在95年的R v Town Planning Board, ex parte Kwan Kong Company Limited（1995）案件中，高院法官王式英稱香港沒有憲法性文件以保障人權，又謂解釋人權法毋須參考國際人權法之案例，遭陳文敏批評判辭為人權倒退。

然而，權利觀在香港，紮根不足，人權法在91年後才立法，香港社會對法治之觀念，仍處殖民地之狀態，汲汲於守法、依法、罰款、坐監，糾纏於壓華輕洋、有錢人大晒之肥皂劇式的法治觀念，奢談個人權利之爭取。在殖民性與權利觀之間，社會嚴重地向殖民性傾鈄。

97年後，釋法解決居港權掀起之爭議，儘管法律界黑衣大遊行，儘管大狀們高呼「法治已死」，港人無動於中。示威遊行，肢體衝突本是常態，有示威者被控襲警，望市民聲援，港人卻鴉雀無聲，反批示威者擾亂秩序。韓農來港反世貿，為全球被自由經濟壓迫得透不過氣之窮人發聲，港人居然盛讚港警克制，怪事也。

回到Amina案件。查裁判官阮偉明過往之判案風格，可謂「重權輕罰」，法律界早已風聞。手上沒有裁判署之數據庫，只能從報刊有關阮官之報道，作粗略之分析。今年1月，曹格毆打側田一案，阮官判曹格罰一千元及守行為一年。08年5月一父親用鐵鏈鎖百厭星兒子，被控虐兒，阮官判父守行為1年，阮官語重心長﹕「小孩患過度活躍症情况普遍，家長必須明白此病需要接受治療，不要以為可靠體罰解決。」08年3月，一科大生串同父母隱瞞資產租金收入詐騙大學資助款項，判60小時社會服務令，阮官強調「不是輕判，亦曾考慮過監禁式刑罰，只因感化官對被告有正面評估，始作出如此判決」。但遇到社會有強烈意見之違法案件，阮官亦不留手。本年8月一宗刑事案件，被告訛稱病假，企圖欺詐一宗交通意外之保險索償，阮官判囚半年。08年一宗危險駕駛，阮官稱被告小巴司機並非衝車尾肇禍，仍判囚三個月。06年一宗虐狗案，被告返大陸，其犬遭餓死，阮官斥非一時疏忽，判囚四周，家屬指刑罰過重，愛護動物協會卻稱刑罰過輕。

正因阮官判案風格如是，假如在Amina案件之中，有律師團隊充分利用英國普通法，數百年來予人詬病之程序優勢，打其法律資源戰，大灑金錢，輔以龐大團隊、專家論證、理據似層層、雄辯滔滔，按司法程序，法院不可能不予考慮，法官要「鬆手」的話，就更有理由。我倒認為，假如阮官判Amina坐監，法律界可能更為突兀，更為驚嚇，莫非阮官轉性乎？

反躬自省檢討司法

至於阮官對Amina案件的判決，進一步反映了哪一些法律問題，更需評論，可惜案件仍在上訴之中，不便論斷。但Amina案件反映了香港社會的法治觀，仍處於十九世紀的殖民地狀態，著實令人擔心。社會居然接受嚴刑峻法之控制而不尚改革，對於爭取人權之案件嗤之以鼻，對於改革刑法內的殖民地惡法如襲警罪等無動於中，對於裁判署仍然維持殖民地壓迫最前線的角色而不予檢討，對於窮人在尋求司法公正（access to justice）上處於劣勢，以至高昂的法律費用方面，視而不見，這種冷感卻就是香港「法治」的現狀。我們與其批評阮官，追擊Amina，倒應躬身自問，為何社會上仍然瀰漫著這種殖民地的法治觀念？基本法急凍了司法體制，社會為了這種嚴苛的「法治」，付出了多少代價？有多少世代為反對這種法治觀念，付出了多少青春及努力？

文王慧麟

編輯曾祥泰

中國學生申請美國名校法學院指南

2010-10-25T01:10:00.001+08:00

日前列席某學術會議，喜見多位良師益友。突然想起近年多有人問我關於求學美國名牌法學院的問題，對於法學院招生的一些所謂「秘聞」我亦不知真偽，適逢一位稔熟多年的知名教授坐我身旁，自然抓住不放(笑)。該教授現為美國某長春藤大學法學院的資深教授(港譯「講座教授」，屬最高級別之教授)，其本科、JD及PhD學位均係攻讀於長春藤系列院校。由於談話內容涉及一些對院校的個人評價，是以按該位教授的意思不公開其身份。談話以英語進行，由發問者(本人)整理。本談話旨在給予華人學生在申請美國法學院方面的一些意見，歡迎全文轉載。

發問者：Sapere K.K. LEE

回答者：某長春藤大學法學院教授(按其本人意願隱去姓名)

一、法學院如何看待各樣申請材料及條件？

1.1 - LSAT

答： LSAT只對申請JD有用，至於每間法學院對LSAT的大概錄取分數都能在網上找得到。

1.2 - 推薦信和推薦人

答：對於推薦信，應著重於其內容，切忌那些無意義的空泛讚美。
至於推薦人是否出名，其實不太重要。

1.3 - 出身學校出名與否

答：出身於好學校自然是好，但美國學者所認識的中國名校非常非常有限，除非是畢業於其他歐美名校，否則不用太在意。

1.4 - 學歷背景的GPA要求

答：沒有既定的標準，視乎當年的申請人水平而定。

1.5 - 自述

答：和推薦信一樣，內容很重要，此外，要注意英語行文用字不能太多錯誤。

1.6 - 論文及其他著作

答：不太在意，聽說中國有一些期刊可以透過給錢來發表；很少人會有很多著作；除非是在那幾所知名大學的期刊上發表，否則都不知道是甚麼期刊。

1.7 - 工作經驗

答：對JD申請人完全不抱有曾經工作的期望，但對LLM申請人來說有工作經驗比較好。

1.8 - TOEFL/IELTS成績

答：符合學校最基礎的要求即可。

二、JD vs. LLM: 去向的選擇

2.1 - 考取美國律師資格

答：只為取得律師資格的話，讀LLM就好。

2.2 - 在美國當律師

答：如想在美國長遠發展，JD會比較有利。

2.3 - 在美國法學院求職

答： LLM是很難在美國法學院任教的，如果希望任教美國法學院，最好要有JD或SJD/JSD學位。

2.4 - LLM後繼續攻讀SJD/JSD

答：很難，學額實在太少。

三、其他值得關注的事項

3.1 - 按種族劃分比例收生

答： JD的話，沒有，但亞洲人讀JD的比較少。
LLM的話，則各種族比較平均。

3.2 - 對於專修式(specialized)LLM的看法

答：近年越來越多這類型的課程，但不認為有多特別，始終LLM只是一年的學習。沒聽說過申請specialized LLM會比申請普通的LLM較容易或較難錄取。

3.3 - 應該關注的要點和對申請人的一些建議

答：有三項──

(a) 首先要搞清楚自己是否要讀法學院，最起碼要有個理由，注意時間和金錢等高昂的成本。

(b) 盲從那些所謂的大學排名是非常不理智的，比如得到Harvard、Columbia、Stanford、UPenn等學校的錄取，應考慮哪個學校更適合自己，當然，如果是在Harvard、Yale、Georgetown、North Carolina之間選擇，那還是建議選擇Harvard或Yale，始終差距還是比較大的。

[轉載] 抗病魔回馈社会：马清源

2010-10-04T03:41:00.002+08:00

(文章來源：北京大學校友網)

原標題好長啊……

文章用詞比較煽情，但馬同學的經歷本身就值得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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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病魔，拓展生命深度；回馈社会，提升人生高度：记历史学系本科生马清源

马清源同学200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入学后不久被确诊患有恶性骨肉瘤，此后病情不断恶化，进行了多次手术与放、化疗，直至被迫截肢。在持续几年的治疗中，马清源同学忍受极大痛苦，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病魔，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业，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获得奖学金。在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的考核过程中，他以中国古代史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为2010年硕士研究生。尽管截肢手术后行动不便，但他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学生助理工作与社会实践活动，传递温暖，奉献爱心，回报学校和社会的关爱。他积极追求进步，大一时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与病魔抗争中坚持完成了党校初级班与党性教育读书班的学习，并于2010年5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清源同学不畏生活中的痛苦与坎坷，以顽强的意志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奋发进取，展现了一名北大学子积极乐观、坚韧不拔、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感动和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位同学。

骨肉瘤，亦称恶性骨动脉瘤，俗称骨癌。骨肉瘤转移时间早且迅速，患者多为10-25岁的少年或青年。目前这种病尚无治愈方法，采用截肢或是离断的方法，患者五年内存活率可以达到60%，但若不采取治疗则存活率为零。

这段对于骨肉瘤的介绍令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对于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可想而知，在它面前人类变得如此脆弱和无助。而当这种恶性疾病和一名初入北大、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联系起来时，相信会让更多的人唏嘘感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生马清源就遭遇了这样的不幸。疾病让马清源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挣扎着求生？不，马清源所追求的绝不止于生命的长度，他在困境中起舞，以凤凰涅槃般的勇气，为生命的深度而奋斗。

志向坚定，永不认输——勇敢的心

“不因幸运而故步自封，不因厄运而一蹶不振。真正的强者，善于从顺境中找到阴影，从逆境中找到光亮，时时校准自己前进的目标。”

——易卜生

时光倒退十年，马清源还在初中时，最大的理想就是考上北京大学。像很多从农村考入北大的学生一样，他在学习上是自觉、努力、永不认输的，对自己有着充分的自信。高考结束后，父亲马英龙想到城里给儿子买一份印有试题答案的报纸，估算一下他的分数。但马清源说：“不用，自己的考试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成绩公布了，638分，父亲放心了。接下来填报志愿时，马清源将历史学系选作他的第一志愿。当初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家人非常希望他选择理科，高中老师也认为这个得过物理竞赛二等奖、化学和生物都十分出色的学生是个学理科的苗子。但他就是喜欢历史，平日里他喜欢看历史故事，家里的桌上、床上、地上放的都是历史类书籍。如同他从小就立志考进北大一样，学习历史、学好历史是他人生的下一个奋斗目标。

就是这样一个执着、自信、有主见的好学生，就在他对大学生活充满憧憬和向往、准备施展抱负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却尾随而至。入学两个月后，马清源被诊断出患有骨肉瘤。对于一个只有二十岁的生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就当他要展翅的时候，病魔却折断了他的双翼。

在父亲的鼓励和安慰下、在学校及社会的多方帮助下，马清源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治疗。2005年11月26日，马清源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了两次右侧膝盖骨置换手术以及化疗；2006年10月，癌细胞扩散到了肺部，手术切除了右肺五分之一的肺叶；2008年8月，由于关节排异强烈，他接受了膝关节置换手术；2009年寒假，病情进一步恶化，马清源被迫再次住进医院接受截肢手术。在与病魔抗争的三年半时间里，马清源先后经历了十次手术。

癌症、放化疗、十次手术、截肢••••••当这些残酷的字眼和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联系起来时，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命运的无情。然而，若一切到此为止，那这仅仅是一幕令人伤心的人间悲剧。面对这一切，马清源没有一蹶不振；相反，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坚强的他在生命的舞台上演绎出一部雄壮的命运交响曲。

由于治病花费了大量时间，马清源不得不选择降至2006级。为了不耽误学习，他把每一次大手术都尽量安排在寒暑假，有好几次都是一家人在医院度过春节。住院期间，只要身体许可，他抓紧每一点时间学习。身体稍微好转后，他都会回到学校继续上课。看到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来上课的身影，周围的每个人都为之动容。当时，他的右膝关节切除后用骨水泥填充，无法弯曲、无法承重、不时疼痛，只能以双拐代步，其艰辛可想而知。尽管如此，这几年的学习生活中，除去住院，无论境况有多困难、问题有多严重，即使在2009年秋天因为置换人工关节排异、溃破发炎需要每天换药的时候，他也没有一次无故旷课、迟到、早退。就这样，在断断续续的“手术—恢复—上课—再手术”的循环中，他取得了年级专业第二的好成绩，并在推荐保送攻读研究生的考核中，以中国古代史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保送2010年硕士研究生。

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斗士。他用一颗勇敢的心，书写出生命铿锵激昂的篇章。

尽己所能，回报社会——感恩的心

“人生可能是不幸的，但作为一个北大人，在我的身边，充满了学校及社会各方面的帮助与支持。在我的人生低谷之时，是这些关心与支持，帮我燃起重新站立的希望••••••忘不了的事情太多，需要感谢的也太多，只因为收获的爱心太多！”

——马清源的感谢信

马清源的治疗费对于一个依靠一亩半责任田谋生的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就在这时，四面八方伸来了援助之手。首先是来自北京大学和他所在的历史学系，各级领导和老师都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和最大的帮助；身边的同学在历史学系学生会的组织下，短短两天内就筹集了五万多元的捐款。一次重大疾病也是一次人生启迪，在感受温暖的同时，马清源深深地认识到，一个人除了要尽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之外，也应该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拒绝”——一种蕴有感恩与大爱的拒绝。他和父亲婉言谢绝了很多社会捐助，他说在社会上比他不幸的人还有很多，比自己家庭困难的更是太多了，北大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已经让自己无以为报，他不希望再占有更多的社会捐助了。

他做的第二件事是“付出”——一种彰显不屈与奉献的付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坦然接受了与病痛相伴的生活；也在不屈服于病魔的同时，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一些能够帮助的人。

2009年暑假马清源安装假肢后，丢掉了双拐，可以比较自如的活动。这时的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尽己所能地回馈社会了。安装假肢后不到一个月，他就申请参加系里的迎新活动。系里考虑到他的情况，让他负责登记体温、分发体温计。面对这份简单的工作，他尽心尽责，从早上六点开始一直工作到下午六点结束。随后，他又担任全系的学生助理，协助老师做文字性工作，整理了系里的经济困难学生档案、参与编写了系年鉴。他将治疗和学习之外的一切时间都献给了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作为历史专业学生，他到中华书局实习，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帮助整理大量的积压档案。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在试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温润如玉，感染他人——阳光的心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马清源同学用微笑面对人生，用自己心中的阳光感染周围的同学。”

——徐梦，北京大学元培学院2006级本科生，历史专业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经历了如此多同龄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却总是展现出乐观坚强的一面。也许是因为他所承受的苦难太深，所以他的乐观与坚强才显得这样感动人心。

大学伊始，马清源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但由于病情的反复，他始终无法完成初级和高级党课。今年，他终于完成了高级党课，并于5月被党组织吸收发展为预备党员。在组织谈话中，他是这样说的：“我的情况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没有学校、系里以及同学们的帮助，我不可能撑到今天，尤其是学校以及系党委的老师们给予我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我从他们身上看到党的温暖和党员的人格力量。我以后能做的贡献可能没有其他健全的人多，但我希望能够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些人。”是的，不可以成为一束阳光，却可以成为一盏明灯；没有阳光的普照，却可以在黑暗中送去一丝光明。这也许就是马清源正在追求的，没有多么辉煌壮丽，却于平和中蕴藏无限暖意。

马清源身边的一位朋友这样评价他：“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马清源用微笑面对人生，不抱怨，不沉沦，用自己心中的阳光感染周围的同学。“和马清源同学交流，不仅仅会被他对于古籍版本目录学方面渊博的知识所折服，更会被他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所感动。在不少大学生纠结于生活琐事、荒废学业、虚度人生时，马清源能够保持乐观阳光的健康心态，卓尔不群，使每一个和他交往的同学羡慕并敬佩。”无需赘言，这就是马清源留给周围人心中的震撼。

他是黑暗中的舞者，却挥洒出耀眼的光芒。他像一棵“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青松，生长在由疾病垒成的悬崖峭壁上。他坚韧、顽强、乐观，对未来充满向往，在充满爱的阳光雨露滋养下，拥有了“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力量。“再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这是他的信念；“用剩下的生命去回馈、去传递温暖”——这是他的理想。当这种信念和理想成为他品格的一部分时，他的生命便拥有了如此的深度和高度。

（编者注：马清源同学在“2009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中入围100强，目前进入网络投票阶段，投票网址为http://stu.people.com.cn/）

编辑刘欣

以引應引：東方毒梟？

2010-09-24T06:30:00.014+08:00

首先請看一段源於香港獨立媒體的文章：

(文章來源: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8308)

一場以卵擊石的訴訟

週三, 2010-09-22 23:26 — 阿藹

八月十七日，收到由高院發出的傳票，「東方報業集團」正式入禀控告「香港獨立媒體網有限公司」誹謗。在徵詢律師、維基百科及高登朋友的意見後，編輯於八月廿五日召開了臨時會議，決定否認控罪，把兩篇被指誹謗的文章移離線上，同時致函要求「東方報業集團」撤銷控訴。

這兩篇文章分別由小狼（2009年1月23日刊出）及 hevangel (2007年10月12日刊出）所寫，內容引述了七十年代的報章，而那些報章載有「東方報業集團」創辦人馬惜珍因涉嫌販毒潛逃台灣的歴史。

「東方報業集團」的入禀狀中，除了要求「香港獨立媒體網有限公司」賠償外，還要求法庭頒佈禁制令，禁止有關的言論在「香港獨立媒體網」出現。由於禁制令涉及刑事，並預設了一個言論審查的機制，對網上出版將造成莫大的打擊。

這次誹謗訴訟，並不是個別事件。據《明報》於8月19日的報導指，東方報業集團早前入稟高等法院，要求禁制五個網站發布含誹謗成分的內容，並作出賠償。五個網站分及其經營者分別為「維基百科」的 Wikimedia Foundation Inc. 、「百度百科」的 Baidu Netc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香港獨立媒體網」的香港獨立媒體網有限公司、「民生脈搏」的 Link Mon Company Ltd. 以及四川「宜賓晚報」的中企動力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及宜賓晚報社。

除了入禀法院外，也有很多小網站收到東方集團的律師警告信，如「中大動漫畫研究社」、「東南西北」及台灣的樂多日誌等。據了解，在律師信中附帶著兩份法律文件，分別為東方集團與商報於2009年6月的庭外和解協議 (Deed of Settlement)，該誹謗案涉及一篇有關藝人黎姿男朋友背景的報導。另一份文件則是高等法院於今年8月2日發出的判決書，法庭要求 Wikimedia Foundation 就其誹謗言論，賠償東方報業集團，落實禁制令。

東方成功禁制維基百科？

法院8月2日的判決書，令人產生錯覺，認為東方報業集團已成功禁制「維基百科」。然而，若大家翻查維基百科中的「東方報業集團」，相關的內容並未被刪除。

較早前，我就該法律文件查詢 Wikimedia Foundation，對方並不知道有這麼一份文件存在。知情人士指，基金會一直沒有處理這宗誹謗訴訟，因為它們要處理更大案件（如有關FBI 的指控〔pdf〕）。 Wikimedia Foundation 之所以「輸」，是因為它根本沒有回應律師信和高等法院的傳召，在沒有抗辯的情況下，法庭接受了東方的追討訴求 (Statement of Claim)。可是，根據法律界朋友的解釋，由於 Wikimedia Foundation 是一家美國公司，在香港沒有代表，這份由香港法院頒佈的判決，根本無法執行（除非東方報業集團入稟美國當地的法院），而在沒有抗辯的情況下，這高院的判決亦不能被引用為案例。

多年來的爭辯

其實「東方報業集團」與網民的對峙，始於2007年，當時東方報業集團控告 Uwants 討論區誹謗，並要求論壇管理人交出文章作者的個人資料。該文引述了三篇本地報章的報導，講述馬惜珍、馬惜如涉嫌犯毒的背景。（詳情可搜尋東南西北網）。

東方報業集團的手法，惹來網民不滿，結果一眾網民發起了「網民齊貼事實」的行動，把 Uwants 的文章轉載到國內外的開放平台上。而「獨媒」的 hevangel 也響應這號召，在自己的專欄裡，轉載了相關的文章。

網民的行動，引發更多誹謗的指控，高登於 2008年10月收到高院的傳召，維基百科亦於2009年１月，移除了「東方報業集團」條目裡部份缺乏資料來源的內容。為表抗議，小狼隨後於「香港獨立媒體網」轉載了維基百科的被刪除的內容。

雖然高登己刪除涉嫌誹謗的相關文章及內容，「東方報業集團」卻於2009年9月向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引述了評論中「報販霞姐被殺」以及東方創辦人涉嫌犯罪的背景等討論作為禁制令的理據，而辯方則以論壇運作的方式 (innocent dissemination 及 impossibility of compliance) 作抗辯。法庭雖然最終接受了高登的理據，然而誹謗一案仍舊排期後審。與擁有大資本和律師團隊的大媒體打官司，網上小媒體即使險勝一仗也元氣大傷。一般來說，誹謗官司都會拖兩三年時間，中間涉及的律師費，足以打垮小網站。

捍衞言論空間

過去數周，「香港獨立媒體網有限公司」一邊為抗辯做好準備，一邊致函要求「東方報業集團」無條件放棄起訴，指出這一連串的誹謗指控，不管東方的意圖如何，將造成壓制網絡言論自由空間的後果。

一直以來，網絡媒體被稱為第五權，這些新媒體創造了一個多向交流的空間，讓市民能討論和審議社會政治事務，並能監審被財團壟斷、與建制和資本緊緊相扣的主流媒體。而香港獨立媒體網有不少的作者，都在實踐這公民權。最近期的一個例子是聲討《東方新地》偷拍陳巧文的行動。陳巧文被主流媒體侵犯了，然而她沒有花錢去進行民事訴訟，但是，網絡媒體提供了一個空間去與主流媒體抗衡。我們可以想像，這些言論和行動，在現有民事誹謗的法律框架下，隨時都有可能被控誹謗。

網絡的運作，強調群智。「維基百科」，透過集體的編寫和資料來源的核實，建立草根知識庫；博客與論壇，透過對談討論，澄清事實，作者慢慢在社群裡建立「話份」；微博透過「推薦」的功能，把可信的資訊送到由個人組成的龐大關係網。要澄清事實，靠壓制的手段，只會弄巧反拙，人見人憎，何不進入網絡，把自己的理據事實說清？

有很多強勢集團都不願意公開討論，當中包括專制的政權。新加坡政府，以誹謗罪騷擾媒體的做法，已成為國際醜聞和全球公民的公敵。國內地方政府，亦不時以誹謗罪禁制媒體負面報導和公民維權行動。最近，連鄰近香港的澳門也在草擬法令，以公帑協助公務員控告市民，特別是包括誹謗！

在「河蟹」橫行的年代，網絡自由的空間更顯脆弱，需要集體來捍衞，而香港獨立媒體網只是這個大集體的小小成員。在此，我們要多謝律師朋友的寶貴意見、各大小網站的網主的協力支持、以及本網站一眾讀者和作者多年來對這空間的維護。

請支持

在香港誹謗案的舉證責任在辯方，亦即「香港獨立媒體網有限公司」要收搜相關的事實證據，證明七十年代報章所刊載有關東方創辦人的內容為事實，希望大家能幫忙搜集相關資料，並電郵到 inmediahknet AT gmail.com。若有在英國的朋友，能到殖民地資料庫找當年的報告和文獻，會有很大幫助。但請注意：切勿把相關資料放在網站，我們不希望橫生枝節，被迫應付臨時禁制令的訴訟。故此，這段期間若有人故意把「涉嫌誹謗」的內容上載到網站，編輯會即時刪除。

此外，這場官司會很虛耗、很漫長，希望大家能在財政上繼續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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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請看一份由香港政府保安局禁毒常務委員會發行的小冊子的一段內文：

(小冊子網頁: http://www.nd.gov.hk/text/en/report/report_acan_21st_century.htm)

於一九七七年，當局也下令通緝馬惜如和馬惜珍兩兄弟（他們是吳錫豪以前的同黨），打算控以在一九六八至七四年期間偷運700噸鴉片入口。馬惜如在警方執行逮捕令前潛逃至台灣（當時台灣與香港並無引渡安排），其弟馬惜珍則在一九七七年八月被檢控，但在保釋期間同樣逃往台灣。馬惜如於一九九八年在台灣逝世，但其弟至今仍在警方通緝名單上。

(Peter E.I. LEE [利尚志], "ACAN in the 21st Century - A Continuing Challenge [三十五年攜手禁毒　共創紀元迎新戰]", Chapter 2, page 48-49, Action Committee Against Narcotics [禁毒常務委員會]: Hong Kong)(具體出版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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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請大家看看東方報業集團網站內所述的集團歷史：

(來源網頁: http://opg.com.hk/tc/history.html)

1969年1月22日
馬惜珍先生創辦《東方日報》，社址設在中環歌賦街。

(圖片擷取於2010年9月24日上午, 點擊圖片可觀看清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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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個人感想：
1. 沒有直接證據顯示創辦《東方日報》的馬惜珍先生就是政府通緝的馬惜珍先生。
2. 如果「此馬非彼馬」，作為控訴方的東方報業集團有相當程度責任提供證據支持。
3. 未經司法程序將馬惜如及馬惜珍二人定罪前將其二人稱為「毒梟」並不恰當，然而上述提及的政府小冊子確實將馬惜珍稱為「大毒梟」(第48頁)。
4. 如果兩位相關網民的引述係直接引用自有關報導，並明確表明引述來源，一般並不構成誹謗。
5. 東方報業集團控告維基百科的有關文件是否經已成功送交維基百科的相關負責人也是一個疑問。
6. 東方報業集團在港起訴沒有代表在港的維基百科，而不是在維基百科的根據地或業務地司法區起訴，事後再將判決書作為附件寄送予被要求禁制者，有虛張聲勢之嫌。

[轉載] 我是北大穷学生

2010-09-21T03:04:00.000+08:00

文章來源：北京大學校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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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穷学生

● 马超

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
　　
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没有目的地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十六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很不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衬衣，上面沾满了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我所担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那是我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买的，因质量不好，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距离，就完全裂开，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裂开的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的就是它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

那时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级的时候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园区。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父亲必须要当天赶回去。一下车，父子两人就赶紧忙着报到，买被褥，买生活用品。买完东西，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钱全给了我，有三百多块钱。中午，父子俩在食堂吃了顿饭，觉得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了。下午，父亲要乘车去火车站。我们父子俩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等车的时候，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东西买，该添置的添置，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慢慢地转过身去，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过了半天，等他转过头来再看我，我发现他眼睛里依然残存着晶莹的泪滴。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说来好笑，那时我差点说出一句话：“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几年后，我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现场，重新回忆到这个父子分别的场景，还是忍不住辛酸落泪。我知道当时我父亲为何落泪，在所有的学生里我显得那么弱小，穿的不像样，买的东西也都是最简单的。他走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茫茫未知的大学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费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后来我堂兄写信给我，说我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包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员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众人端起酒杯，等我父亲说话。堂兄说，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他们都在等着父亲讲讲伟大首都北京，讲讲千里之外风光的我。父亲还未开口，已经眼泪婆娑。他喝了杯酒，说了一句：“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让他在那里受罪了。”之后，泣不成声。
　　
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我是靠着那三百多块钱过活的。
　　
吃的很简单，晚上的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每天早晨早早起来到操场上读英语，上下午上课，晚上看看杂书，有时也和别人打打乒乓球。没有课的下午，我和球友们一起去踢球，踢得满身大汗．我还记得新生杯上的第一个球是我踢进去的，我兴奋得满场狂奔。为何能这么高兴，这么快乐，说句实话，我思想上没有多么深刻，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看淡苦难，看淡贫穷，然后超越。风雨过后是彩虹之类的，我是惯了。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不是逃避，不去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惜之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乐与苦根本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身上只有三百多块钱，买书，买生活用品，吃饭，洗澡，穿衣，诸如种种花销，对此我倒没有什么过于拘束之感，少一分如何。多一分又如何？有些时候，井底之蛙也是幸福的。
　　
不久，母亲写来一封信，错别字连篇，后来我还拿此封信，对我母亲说，真看不出，你还上过高中。母亲笑着说，那么多年了，能记得这么多字，已经不错了。母亲在那封信里说，她想跟着建筑队出去，给人家做饭，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那封信让我十分难受和不安。我赶紧写信给母亲，说你要真去了，我就不上这学了。母亲身体不好，怎么可能做这种粗活呢？随后，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每周六教三个小时，共一百块钱。这意味着我每月有四百元的收入，我赶紧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到了兼职，生活不太紧张了。这份家教是我大学里的第一份兼职，我付出了很多。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走一段路，到学生家上课，中午到，在附近吃点饭，上一下午的课。回校区的校车赶不上，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倒345，坐了 345到昌平，再坐小公共到南口，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阴路，我从小公共下来之后，天基本上黑透了，我要摸黑走四里路，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我眼都有点模糊，那种疲惫后的熟悉让我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温暖。我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一百块钱的补课费，是多么的高兴，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我找不到北，一半是因为实在复杂，找不到27路车站，一半是兴奋得只顾着走了。
　　
回到燕园后，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帮一家文化公司写畅销书。最悲惨的赶稿，是一周之内我们三个人需要写十八万字。我那一星期，除了上课，所有的时间都在写稿子上。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脑，一切都是手写，稿纸一沓一沓地写完，再一沓一沓地买。白天写不完，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六天的时间，我写了八万字，拿到了一笔一千八百块的预付金。这笔“巨款”让我兴奋异常，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
　　
慢慢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不出去就可以忙活的兼职情有独钟。从那以后，我退掉家教，开始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看书上，用在学习上，用在享受着我的北大生活上。我对于很多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上一门《东方文明史》的课，对楔形文字的起源感兴趣，北大图书馆查不到，我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后来写一篇论文，交给老师，老师评价很高。上白巍老师的《中国美术史》，我特意跑到故宫去看画展，跑到军事博物馆里看中国油画展，查资料，写论文。是的，我像北大其他学生一样，在学习，在努力，在收获，只是我的方式跟别人的方式不太一样。我开始学着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我努力学习，每次期末考试前一个月都不怎么睡，背诵，查资料，困了，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早晨考试，买带冰的矿泉水让自己清醒。我拿过奖学金，评过标兵，体育也获得了奖，也获得了北大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大三时，一位央视的编导来中文系男生宿舍找兼职，我当时是班委里的人，给她介绍了几位同学。她不满意，让我去试试。我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去了，那天恰好遇到了2002年北京那场恐怖的突如其来的大雪。我下午六点从北大南门出发，坐车去北三环的静安庄，平时四十分钟的路，我到晚上十二点半才赶到。整个马路上都是车，都是人。我们是推着车往前走的，从人大一直推到了静安庄。那天夜晚的北京城是混乱而又有秩序的。等我凌晨三点半从编导家里谈完出来的时候，马路上的车已经可以开动了。谈的不错，之后，我开始在央视十套、四套几个栏目做文案的写作和策划，几位接触到的电视人对我评价不错，收入也还可以。后来，我对文案写作已经很熟悉了，干起活来也如鱼得水，我决定退出来不干。这个决定大大出乎了编导的意料。她挽留我，我笑着说：我还想做些别的。
　　
从大二下学期，我不再向家里要钱；大兰下学期，我开始帮姐姐支付一部分的生活费和学费。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写剧本。妹妹去上大学，上的是第三批录取的本科，家里打电话来说学费很高。我说没事，让她去吧，有我呢！暑假我送妹妹去上学．前后给她交了一万七千块，给了她留下三千块钱生活费，我说当年我是三百块开始我的北大生活的，你比我幸福多了。我从长春回来的路上，妹妹给我发来短信，她说：“哥哥，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会努力的。”我给她回短信说：“哥这么做，是因为有条件才这么做的，我只想让你好好享受你的大学，就像当年我在北大读本科时那样。”
　　
是的，这就是北大的生活：它让我感激，让我留恋。这里不会因为贫穷而让你止步不前，我的两位好朋友，家境很好。现在一个去美国读书，一个去新华社工作，再聚一起，依然笑声不断。我们没有隔阂，我们谈论的是快乐和幸福，也不会因为你困苦对你照顾有加，一切需要你自己去实践。一路走来，你会发现你所走的那些路，看去那么平坦，可每走一步，其实却是那么艰难：这里是北京，这里是北大，这里有无数的年轻人，这里有无数的脚步。他们来来往往，有过陌生和熟悉，有过泪水和笑脸，有过朋友和敌人，有过丑陋和美丽。但当你真的把其中一个脚印放到镜头前，放大，放成八寸，放成十二寸，放成毕业相一样大的二十寸。你从中发现的是基于你自己身上的一种坚韧和力量，更重要的是，从那个脚印里我们欣然发现了自己那些悄悄遗忘的微笑和幸福。

编辑：小航

[轉載] 博士生成為導師廉價勞動力 10年未走出定位之惑

2010-09-15T03:21:00.003+08:00

博士生成為導師廉價勞動力 10年未走出定位之惑

2010-09-14 中國青年報

新學期剛開學，北京某重點高校三年級博士生吳剛有些猶豫是不是該把手機關掉──他害怕接到“老板”(博士生導師──記者注)的電話，又擔心因此斷了與一些工作單位的聯系。

對于吳剛而言，每次短暫的休假返校，就意味著“老板”又將有新的任務分配了。大到國家級課題的立項和實驗，小到給專家配送水果，讀博士幾年來，吳剛沒少給老板跑腿，其中很多都是跟自己的研究方向毫無關系的事情。

畢業在即，吳剛希望能趕緊寫幾篇有分量的論文好找工作，而畢業論文也該抓緊了，這直接關系到是否會被延期畢業。

與吳剛有著類似煩惱的在讀博士生不在少數。

華中科技大學教科院周光禮教授在對國內博士的調查中，甚至發現更加荒誕的個案，“因為害怕導師雜七雜八的任務，有博士在自己的手機設置中，甚至把導師的電話號碼列進黑名單，老師找他時打電話始終打不通。”

近日，周光禮教授團隊的新書《中國博士質量調查》在武漢出爐。這是國內迄今首份有關中國博士培養質量的調查報告。

這份調查回收到有效問卷1392份，調查對象涉及全國多所高校在讀博士生、博士生導師、博士培養單位負責人和已畢業博士生。

在為期一年的調查中，周光禮教授聽到了博士生們無數的抱怨，師生關系在畸變中暗火重重。

專家由此呼籲：“需要對博士的培養制度進行再設計。”

廉價的高級勞動力

趙普博士今年剛從武漢一所理工科高校畢業。由于當初在本校讀博，博士班還沒開學趙普就已經給“老板”幫忙了，博三開始，他甚至要帶著導師門下的學弟學妹一起開工。

幾年來，趙普留心觀察，發現不少導師都會經常在外邊接項目，如果接到一個大的研發項目，就把項目分解給門下的博士，每個博士帶領老板門下的一些研究生形成一個小團隊，最後導師會根據項目的情況給學生分錢。

“偏工科專業的博士生基本都有過為‘老板’幹私活的經歷，導師用的順手的還要‘被延期畢業’。”趙普至今還在為自己的“順利逃離”暗自慶幸。

趙普的感覺在《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中得到印証。據該書披露，“60%的學生認為，他們承擔了導師課題一半以上的任務。有些導師的橫向課題100%由學生完成。”事實上，就高層次科學研究而言，涉及原理和基礎性突破的縱向課題才是博士培養階段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做了很多項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過頭來看，跟我參加工作有啥區別啊？讀博還在做很多橫向的項目，還不如出去工作。”一位受訪的博士認為現在的師生關系已經異化為一種赤裸裸的“雇佣關系”，學術水平根本就難以提高。

該書披露的一組數據顯示，全國指導博士研究生在20人以上的導師不在少數，指導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導師手頭有110多位博士生，“很多博導連學生的論文看都不看，純粹就是老板，喊老板就是一個極其貶義的詞。”

一個揶揄的細節是，同樣源自這份調查，大部分博導從自身精力和培養規律的角度出發，得出的結論則是自己適合指導的學生(博士生)不應該超過6名。

《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中這樣描述10年來的轉變：師生間促膝暢談、齊頭攻堅的情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研究生對導師的勞動力輸出，學生幫老師整理事務性文件，清理雜物，甚至做家務。

名師門下的“冷宮”

就像一座圍城，趙普一直在努力突出打雜的重圍，二年級博士生張平則伸長了脖子想看看里面的風景，“雖然打雜工對于科研意義不大，但畢竟跟專業有所接觸吧。”

兩年多前，張平費盡周折，一往情深地投身于一位全國知名學者門下，沒想到換來的卻是孤獨與淒涼，老板門下學生站在一起都是一個加強排，最要命的是，“老板還是個空中飛人，長期見不著面，對于幾年的課題安排也根本不聞不問。”

雖然學校配了副導師，可這位年輕的老師自己也正為職稱攢書忙碌，偶爾請教一下，張平都怕打攪他。

讀博期間，張平過著圖書館、食堂、宿舍三點一線的生活，更多的時候，心情煩躁地玩著游戲，“感覺就像在冷宮里一樣，虛度著青春年華”。

一位博士在受訪中反複提到一個詞──“孤獨”，“做一個東西沒有人和你討論，有時候覺得做得很孤獨，你出了問題就很難解決它，老是在上面打轉。但是導師一般都很忙，很難碰到他。”

科研道路上，這位博士最大的感受就是形單影只，“有一種很大的孤獨和疏離感”。

周光禮教授團隊在調查中驚奇地發現，作為博士生培養的主要形式，導師和學生的交流嚴重不足：近13%的博士生每月與導師交流不到1次，每月交流5次以上的不到5%，還有3%的博士生反映從未與導師交流過，有人甚至從入學到畢業沒有見過導師一面。

博士生教育代表了一個國家教育培養的最高水平。要麼打雜工，要麼進冷宮，這一最高層次的學歷教育質量可想而知。

社會實踐檢驗的天平顯得客觀而冷峻：50%的用人單位認為我國博士培養質量10年來整體上沒有進步，“甚至還有下降趨勢”。在對新進博士創新能力的評價上，用人單位認為“一般”和“差”的占68%。

定位之惑

數據顯示，2008年，我國博士學位授予數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我國在讀博士生人數也由1999年的5.4萬人增加至2009年的24.63萬人，10年間增加了3.56倍。

在博導增長人數跟不上博士生擴招速度的背景下，傳統的導師制已經不能適應大批量的博士培養，我國開始了從導師制到老板制的轉變。

周光禮分析，越來越凸顯的博士培養質量爭議的背後，是現在我國的“博導制”既不同于歐洲的“導師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模式。

導師制源自德國，就是師傅帶徒弟，它是言傳身教的絕對精英教育，在學生規模很小的情況下，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培養精英的模式，“幾乎可以看成養金娃娃”。

老板制由美國開創，也就是首席科學家負責制，在一個團隊里面只有一位教授和一群博士及輔助研究人員。負責教授用從國家拿到的經費來支付團隊成員的開支。這是一種現代化大生產模式。

導師制的特點是：導師在博士的招生中權力很大，他說要誰就要誰，但是他的責任也特別大，因為招的人很少，學生帶得好壞和自己的聲譽是直接挂鉤的，這種情況下導師的責權是統一的。

老板制是科研資源的一種配置方式，“雇佣關系”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它把育人、培養人才排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

因為規模很大，在招生的時候導師沒有權力，採用的是程序控制，由一個委員會說了算，經過全面考核決定申請者是否成為博士；同時，專門委員會通過多次階段考核來把關博士生質量。

一個突出的對比是，國內博士生基本都能順利畢業，而周光禮教授在美國多所全球排名前30位的學校考察發現，“博士淘汰率高的可達30%到40%。”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混合，一方面導師在博士招生、培養中權力很大，另一方面他不承擔責任，產權不明晰，責權不統一。”周光禮教授發出呼籲，“這是兩種體制轉換之間出現的問題，需要對博士的培養制度進行再設計。”

“提高博士質量關鍵在導師，難點也在導師”

為期一年的調查中，一個故事讓周光禮教授記憶猶新。

有一次，周光禮和一個博士生座談，問他所在的學科國內的最前沿在哪里，這位博士的回答讓人大跌眼鏡。

“他說不知道，國際的前沿也不知道，我問他：導師沒有告訴你嗎？他說導師也不知道。”回憶起這一幕，周光禮教授不覺提高了嗓門，連連搖頭。

在周光禮教授看來，博士的研究處于已知和未知交叉的地帶，如果不知道最前沿，那麼就不知道往哪個方向用力，現在許多博士是拿著一把槍，不知往哪里打，最終的結果是，“學生的青春年華就在漫無目標中一槍打在了毫無意義的課題上了。”

周光禮教授對同校機械學院李柱教授關于博士生培養的一個觀點非常推崇。在李柱教授看來，導師的作用是“指點、激勵、鋪路”，“沒有導師的導，學生絕對不會很好地發展。”

在學校里，以培養博士“厲害”著稱的李柱教授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橫向課題決不能作為博士生的選題，他總是強調導師要引導博士生做“頂天立地”的學問。頂天就是做學問做得特別高，做學科最前沿的東西；立地就是腳踏實地，瞄准國家的重大戰略需求，比如三峽工程，能夠把工程中的關鍵技術突破。

讓人遺憾的是，“現實中博士生的課題往往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中國博士質量調查》為此建議，建立對導師的考核制度，取消導師終身制。

扭曲的教育體制，必然衍生出畸形的師生關系。書中對這些積弊的批評一針見血：“導師指導的責任心和能力沒有反饋渠道，博導指導學生質量的高低並不影響他們的利益，不合格的導師沒有下崗壓力，這些都導致了導師幹好幹壞一個樣，放羊式培養大行其道。”

周光禮的調查中也有一個好消息，控制每個導師帶的博士生數量的試點正在展開。

清華大學專門出台規定，為了保証教師與學生有盡可能多的時間交流，每個導師每年只能招0.8個博士，一年一個，四年空一回。

(文章來源：2010年9月14日《中國青年報》)

[轉載] 余偉錦：何不考慮「學位稅」？

2010-09-15T03:08:00.003+08:00

個人認為「學位稅」的建議是可行的，但估計到時「逃稅」的花樣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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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考慮「學位稅」？

2010年 09月 11日 00:00 中國窗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余偉錦

大學教育是社會的重要投資，優質的大學教育不單可為社會培養人才，更彰顯着先進社會的身份。

然而，提供優質的大學教育是說易行難。很多政府雖有辦好教育的理想，但卻面對資源不足的煩惱。為求解決財困，不少政府正不斷努力地節流和開源。

過往，很多政府在增加大學學額的同時，卻減少對大學生的個人資助。為了確保大學生可以繳付日益增加的學費，不少均擴展大學生的貸款計劃。這方法雖然有助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入讀大學，但亦容易陷畢業生於債台高築的困境。例如，為數不少的英國學生便因攻讀學位課程而欠下高達25萬港元的貸款，就算畢業后順利找到工作，也需要5至10年的時間才可把貸款清還。長期負債不單影響置業和結婚等長遠計劃，更令不少人的情緒飽受困擾，對前景感到心灰意冷。有見及此，英國政府遂呼吁各界重新討論「學位稅」的構思。有學生組織積極響應這呼吁，并提出三點建議：第一，大學生不用再繳付大部分的大學費用；第二，學生須於畢業后的20年內繳付「學位稅」；第三，以累進為原則計算學位稅，稅率定於0.3%與2.5%之間。以年薪4萬英鎊的畢業生為例，他們須每月繳納125英鎊的稅款，而年薪16000英鎊的畢業生，則每月須繳納5英鎊的稅款。

雖然學位稅的運作涉及龐大的行政開支，且政府的收入亦欠缺足夠的保證。然而，「學位稅」強調大學生回饋社會是以負擔能力為依歸，即高薪者須繳納多一些的稅款，而低薪者則不用面對太大的稅務負擔。毋庸置疑，這安排不但可防止因讀大學而引致終身貧困，又可讓學生安心按自己的興趣選讀心儀的課程，而不用過分考慮攻讀課程后所得到的經濟回報。

如英國政府一樣，本港政府亦越來越依賴貸款計劃，以籌措支援大學教育的資源，結果不少學生在畢業以前已背上了龐大的債務。有人需要透過財務公司借貸，才可以籌措到部分的還款；有人更因此而陷於破產的邊緣。英國與香港的政經環境差异非小，英國所提出的「學位稅」意念未必可全搬至香港，然而社會不能不正視大學生因貸款讀書而陷於財困的問題。而按目前的情况，香港政府起碼可以做的，是鼓勵大眾討論「學位稅」的意念。或許透過集思廣益，社會可找出適合香港情况的融資方法，使大學生的財政壓力得到紓緩，而大學教育的財政來源又得以擴展。

(文章來源：2010年9月11日《香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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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俠在劍橋大學博士畢業了！

2010-09-15T02:10:00.005+08:00

查良鏞
1944-1945 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肄業
1946-1948 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學士 (主修國際法)
2005-2007 英國劍橋大學亞洲及中東研究學院東方研究哲學碩士 (主修中國歷史)
2008-2010 英國劍橋大學亞洲及中東研究學院東方研究哲學博士 (主修中國歷史)

何美歡教授病逝

2010-09-04T20:35:00.001+08:00

何美歡, Betty Ho (1948-2010)
Professor of Law, Tsinghua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Law, University of Toronto

LLM, Cantab, 1988
JD, Toronto, 1977
MA, UC Berkeley, 1972
BA, Sacred Heart,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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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法權威何美歡病逝 (明報)2010年9月4日

[轉載] 大學生無憂米寧做收銀賺2千

2010-07-06T16:12:00.001+08:00

(經濟日報)2010年7月5日星期一 06:00

【經濟日報專訊】孩子自幼被父母溺愛、無憂柴米，不但會變得刁蠻和脆弱，長大後更會不思進取；近年繁衍的「寄居族」，可謂「港童」長大後的寫照。

有驕生慣養的大學生，畢業後因獲父母「包食宿」，竟安於到便利店當月入2,000餘元的兼職；亦有留學歸來的，只管靠父母拉關係搵工，卻敷衍交差、輕率辭職。更糟的是，部分家長仍不醒覺，甚至因不滿兒子被上司責罵而代為「劈炮」，或準備買樓讓子女將來收租過活。

「港童」現象愈見明顯，其實80後、90後出生的一群，部分亦出現被過度照顧的情況，至現在長大後、準備踏入社會之際，卻欠缺目標和理想；隨著社會愈趨富裕，「廿四孝」父母催生的「港童」勢必愈來愈多。

有大專界管理層慨歎，現時每年均有在溫室長大的大學生和大專生，畢業後仍然渾渾噩噩，不肯積極找工作：「有大學畢業生獲父母包食包住，不用支付家用，於是每日只顧打機，只會抽點時間到便利店工作，但求一個月賺2,000元，夠買煙仔食就算！」

靠父母介紹留學生屢辭工

他直言這批學生雖有能力考好公開試，卻怕面對工作世界：「不想受老闆氣！」

有教育界人士亦稱，獲家長過分照顧、不思進取的青年比比皆是，當中有一位父母均有學識、獲安排入讀海外名牌大學的青年，畢業回港兩、三年後竟仍經常失業：「父母不斷找朋友介紹工作，但他不是嫌人工不夠高，就是嫌工作不夠尊貴，每次做一、兩個月就辭職。」還有一些大學畢業生，總要父母催迫，才願意找工作。

擬代買樓讓子女收租過活

即使學歷較低，難得才找到工作的，亦同樣「唔捱得」、「唔鬧得」，曾有青少年被上司責罰後，母親代為致電辭職，並質問上司為何責罵兒子。

香港健康情緒中心臨床心理學家鄒凱詩更指，有父母甚至擔心子女將來無法養活自己，已計劃為他們買樓，即使發展不到事業，將來父母不在他們仍能「收租過活」。

認知治療兩月青年有改善

不過，亦有些父母感到不對勁而求助。全人發展中心高級臨床心理學家劉繼璋憶述，一名父親任職律師、獲安排赴外國讀大學的青年，至27、28歲仍毫不上進，父親急起來不得不求助。

劉發現，該名青年自小衣食豐足之餘，也從不用做家務、執拾房間，結果養成「少爺仔」性格：「他在外國讀書初年，都要靠當地親戚照顧；畢業回香港，就靠父親拉關係，到世叔伯的創作公司工作，但敷衍交貨就算，常被投訴。若不是靠關係，根本沒人會聘請他。」

劉遂向該青年進行認知行為治療，並講道理：「不能長期依賴父蔭。」再為他制定刺激創作和思考能力的心理訓練；經過兩個月治療之後，青年大為改進；劉憶述：「他以前沒有動力工作，夠鐘便收工，但後來感到投入，還有幾次為了加班，要推遲跟我見面的時間。」

（文章來源：2010年7月5日《經濟日報》）

白娘子

2010-06-24T01:19:00.001+08:00

煙雨沫西湖
素貞意繾綣
塵世結絲恩
俗生還髮緣

Sapere Lee
2010年6月24日凌晨．於家中

[轉載] 戴明德：真「融合」假文憑

2010-05-23T07:26:00.006+08:00

真「融合」假文憑
香港老師@內地大專絕望手記

與香港一樣，我們學校每學期只有三個多月，比一般內地的短，好不容易才了解不同班別的脾性、牢記部分同學的姓名發音、取得較願意聽課的同學的信任，但考試季節臨近，畢業班也快到各奔前程的時候了。

「香港優質教育」的輸出與接收

臨別依依，這陣子同學問得最多的，並不是保持聯絡的QQ號碼，而是「考試會考什麼題目的呢？」上星期站在教師桌前，這班與我較為親近的同學也沒有例外地問我考試的問題和答案，當時我還未得悉其他老師的對策，便斬釘截鐵道，「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的！考試問題不能告訴你就是不能告訴你，你們再問也是沒用的！」「其他老師都給我們題目呀，為什麼你不給？」我一怔後說：「其他老師告訴你們是其他老師不對，我不會說的就是不會說。」擾攘一陣子後，同學們似乎明白再逼也套不了風聲，有女同學便以極溫柔的語氣問：「那你可以給我們複習的範圍唷？」複習範圍？要溫習的範圍不就是所有的筆記和上課內容嗎？

下課後那位年資較長的同事告訴我們，在考試前兩星期將所有題目和答案告訴同學已成為這所院校的文化，「無辦法，呢度學生程度咁低，但我學校又要跟香港一樣將水準訂到咁鬼高，學生根本應付唔 。就算你之前畀埋題目佢睇學生都未必識答啦，所以咪變成而家咁，老師要連答案都講埋出囉。咁有老師唔想放水放得咁赤裸裸，咪畀個大小小『範圍』畀學生背囉。」

想不到那位首年執教鞭的香港同事的反應最激烈：「咁離唔離譜呀？咁係唔ethical喎，香港邊唔理咩？」沒辦法，香港的大專院校是由院校本身進行自我評核（self accreditation）的，與內地合辦的課程亦不例外，在自負盈虧、教育產業化的大方向下，不少院校都犧牲了教育質素，校內評核時也就半眼開、半眼閉，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打「香港優質教育」的旗號提供不太符合香港水平的服務。後來有位任職內地大學數年的香港朋友也告訴我，作弊、抄襲、泄露考試題目答案、考試卷水平低和胡亂評分等問題其實並非我校獨有，無論所處的是否重點大學，全國各省各地各等級的大專院校都有相似問題，學生和老師亦似乎建立了這種讓雙方「好辦」的默契。香港院校在內地開設院校，也難以不受這種風氣影響。可惜這些醜陋面，都不是香港那些鼓吹輸出高等教育的官員在一兩次的官式訪問中所能察覺到的。

其實，與其說期末考試是對學生的考核，倒不如說是對老師和學校表現的評審。國家、省和地區的教育部已意識到大專院校抄襲作弊問題嚴重，開始對「師資力量」、課程質素和及格率進行監察（當然，陰謀論者會看成是黨和政府對學校的監控），例如硬性地將教師的履歷上載互聯網、審查課程內容教材、為院校擬定目標及格率等。由於我校在去年平均每科都有一半同學不合格，教育部認為原因是學校的教育質素出現問題才導致同學應付不了考試，便為我們訂下九成及格率的「目標」，若未能達標的學校便有可能被吊銷牌照云云。

「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

副校長——其實是黨在校董會的代表——在某次全體教師會議上解釋這項政策時，抑揚頓挫地訓示：「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領導人講話都得從大局開始，「為了國家建設，黨和政府已決議下令對全國所有院校進行審查，也就是說，若我們未能達到國家為我們學校訂定的目標，我們的學校也難以有顏面繼續運作……我們也不是不知道目標可能難以達到，但我相信這是國家對我們的期望。為了我們學校的前途，請你們將你的前途與學校連在一起！」她說句謝謝各位，我們熱烈鼓掌。

我不知教育部的原意，但「九成及格率」卻是緊箍咒。老師們面面相覷，及格率低於九成學校便會倒閉老師便會失業，說得再坦白沒有。學校為了續牌，便責難未能達標的老師。拒絕泄露試題的，所執教的科目自然及格率較低，這些老師對教學的堅持本應被賞識，但校方卻表示及格率低並非源於同學懶散力有不逮，而是老師的教學出現問題，「那麼，為什麼其他老師都能達到九成合格，只有你不可以？」原來學校和教育部也不太在乎教育質素了，老師為保飯碗，有誰不向學生透露試題答案？

每月拿工資時我已心中有愧，但無奈地，我這門科目是與一名外籍老師合教的，我不想、亦無法破壞他那退休般的安穩生活，也不想我的學生吃虧，只好在這星期的課將考試的問題和答案投影在白色屏幕上。同學們就像手上拿雪糕的小孩般不再撒嬌，也不在意我的轉變。這兩小時是整個學期中最安靜的，不必管理課堂秩序也不用講課。我靠近窗台，隔玻璃望向遠方新校園的建築地盤，機器無聲在動，看起來有點不真實，地面那無人理會的花叢則有十數位老婆婆在修剪雜草，繼續努力地進行這種沒完沒了的工作。目光返回課室後，同學們仍像老婆婆般無聲筆耕，將投射在屏幕上的答案一字一句地抄在紙上——肯抄也好，比這更令人沮喪的是，有的仍在望手機，連抄答案也嫌費勁。

抄襲作弊：中國標準？

「這樣讀書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實在接受不了自己參與輸出「假文憑」。

「我也覺得沒什麼意義呀！」「讀這門課本身也沒有什麼意思！」「老師不用怕，其他老師也是這樣做呀。」「你不給我們提供答案的話我們怎樣考試？」同學們繼續抄。作弊和放水的先例一開，教學便可以說是完蛋了。我不知道校內還有多少人認同抄襲是外國學術界的死罪，但或者他們才對，中國的國情不同嘛，大教授都在抄，學生在考試時參考一下其他同學的也問題不大，我們中國的學術界就是容許抄襲作弊的呀，為何中國的教育要接受外國的標準？不抄襲的話豈不是讓自己吃虧？

望著屏幕上那密密麻麻的答案，我決定辭職回港了。

戴明德

文章來源：2010年1月18日《明報》

[轉載] 梁啟智：地少人多之謎

2010-04-24T21:29:00.003+08:00

(明報)2010年4月24日星期六 05:10

【明報專訊】日前有報道比較香港和新加坡的房屋政策，謂兩者同為城邦，獅城的樓價遠比香港為低，人均面積又遠比香港為高。主流論述解釋香港樓價高企的原因，往往從「先天性短缺」出發，謂香港「地少人多」，尺金寸土是市場供求的必然結果。港人從小學開始在此論述下成長，沒有多少批判反思的空間，所以未能置業時往往只會認命，少有機會全盤質疑背後的體制問題。

香港是否「地少人多」？香港人口700萬，面積10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四。然而單看整體數字的意義不大，畢竟香港地勢變化多端，個別地區的環境可以相距甚遠。更有意義的做法，是尋找香港還有多少可供發展的土地，與土地可以或未能開發的不同理由。

按前地政總署署長劉勵超的說法，「地少人多」並不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可供發展的地方本來存在，問題是「若海不能填、山不應移、樹不宜伐、村不可遷、集體回憶不該毁」（《信報》，2月25日），而剩下來的土地賣一幅少一幅，樓價則不能不貴。按此論調，要解決香港的樓價問題，恐怕不得不加快舊區重建，甚至為在郊野公園大興土木開綠燈才行。不過，事情總有正反兩面。既然我們同意「地少人多」是一個政治而非物理問題，則恰恰表示若能弄清楚製造土地供求失衡的政治關係，則樓價問題其實可以解決。

「海不能填」說法並不全面

以填海為例，「海不能填」這說法並不全面，2002年完工的竹篙灣填海區就造地280公頃，比尖沙嘴、尖東和佐敦加起來還要大。此處目前只有極小部分作迪士尼樂園之用，其餘多為空置。讓我們暫且做個想像實驗，假設現在就決定要迪士尼關門大吉，然後拿整片土地發展住宅和公園，估計可容納逾5萬名居民。這代表就算從今天起暫停全港所有新發展區，包括啟德、將軍澳、天水圍和東涌的建設，僅僅以「竹篙灣新市鎮」也足以應付從今天到2018年的人口增長有餘。由此乘搭港鐵往中環只需半個小時，比日出康城更近，賣地收益應甚為可觀。到底是迪士尼這門虧本生意重要，還是香港人的安居樂業與庫房的收入重要，就是一個政治優先次序的問題了。

如果從政者把土地供應放在首位，而且不怕為此而作困難的政治決定，就算在市區可供發展的土地亦有不少。位於九龍塘窩打老道的九龍東軍營，佔地等同於4個旺角大球場，九七以來長期空置。只要撥出一半讓浸會大學和城市大學在此興建學生宿舍，兩校的住宿問題便能立即解決。駐軍法列明軍事用地如非作防務用途，可無償歸還特區政府，問題是我們的從政者有沒有膽量去中央政府告駐港部隊的狀。

誰偷走了我們的土地

上述例子或者異想天開，卻點出政治在製造「地少人多」當中的角色。一理通百理明，按相同的思路出發，不難發現香港的土地還有很多，只是利用的優緩出錯。廣佈新界西北的貨櫃場和回收場，是否非要以現時零碎和欠缺長遠規劃的狀態出現？如果可以把這些設施加以整合，能騰出多少土地作新發展區？同樣道理，市區重建也並不是必然萬惡，如果能滿足原區安置和公眾參與的訴求。城市發展和自然與人文保育之間，並不是一場零和遊戲，動不動就要「平衡」和「取捨」。只要我們有足夠的遠見和政治魄力，選擇原來還有很多，「地少人多」在可見的將來仍然是一條偽命題。

土地短缺的問題是假的，但當一條假的問題有足夠多的人信以為真，引發出來的後果卻會相當嚴重。「地少人多」的迷思把高地價合理化，把整年薪金買不到一個廁格合理化，把豪宅貼著蝴蝶保護區來興建合理化，也把屏風樓沿著海岸線伸延合理化。

香港人不要地產商多建不足400呎的兩房單位來讓我們可以「買得起」，我們要問是誰偷走了我們的土地！

文章來源：2010年4月24日《明報》

[轉載] 星人安居港人蝸居

2010-04-13T17:01:00.007+08:00

新加坡建屋局強調，他們並非視組屋單純為一個「載人的盒子」，最新落成的組屋Pinnacle（達士嶺）便充分體現了這理念。此物業外貌媲美西九凱旋門，環視新加坡港口、金融中心及聖淘沙一帶海景，提供實用面積約968及約1108平方呎兩款單位，「入場費」分別平均40萬坡元（約222萬港元）及60萬坡元（約333萬港元），即每呎（實用）分別約2293元及3005港元。「達士嶺」更設兩層空中花園（下圖），設有健身器材及沙灘椅等，讓住客舒展身心。（呂雪玲攝）（A0107）

星人安居港人蝸居政府屋惠八成國民面積大港一倍呎價1/3

(明報)2010年4月12日星期一 05:10

【明報專訊】香港樓價正奔向1997年高峰，市民抱怨置業難的聲音再響起，但不少目睹樓價曾累瀉七成的人，對增加住屋供應難免有點患得患失。向來被視為香港競爭對手的新加坡，在處理住房問題上的政策跟我們有何不同？有否值得借鏡之處？本報記者帶著這連串問題走訪獅城，與當地官員、商界和平民深入交談，發現香港多方面已經遠遠落後——星洲人實現了安居，香港人仍為蝸居苦惱。關鍵之一，是當地「組屋（組合房屋）」制度的成功。

國民有樓「意味國家他們有份」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副局長葉振銘接受本報專訪時便強調﹕「我們鼓勵國民擁有自己的房子，意味他們在這個國家有份（hold a stake in the country），他們會希望社會好、開放及平穩。」

本報記者採訪與香港同樣地少人多的新加坡。約40年前，香港和新加坡同時起步，大規模建屋以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時至今日，本港的住屋平均面積比起星洲少一半，樓價卻起碼高出兩三倍，更要住得遠離市區（見表）。

新加坡八成居民都住在政府建設的組屋（組合房屋），其形式雖類似香港的居屋，但這些組屋無論在面積、地點及品質上，絕不遜私樓。論面積，新加坡平均每戶人數為3.5，大部分住在實用面積達968平方呎的單位內，其他單位的實用面積介乎699至1184平方呎。

組屋似港居屋平均千呎

相反，根據香港房屋署08年數據，本港八成公屋單位實用面積少於430呎，一半私樓住戶居於少於500呎的單位；然而，400至500呎的單位，在新加坡多是提供予獨居長者居住。

論樓價，據新加坡建屋發展局提供資料顯示，新加坡目前一手組屋，以實用面積968呎單位計，平均售價約147萬港元，每平方呎樓價1518港元；二手組屋售價反而略高，同樣面積的單位平均售價約189萬港元，每呎樓價1954港元。由於購買二手組屋也可得到政府資助，新一代面對結婚置業需求，要自置居所，可說輕而易舉。

反觀香港，據最新成交資料顯示，大圍居屋平均二手呎價（建築面積）介乎4300至4780港元，私樓更貴，沙田駿景園平均呎價（建築面積）為6617元。換言之，香港二手居屋及私樓樓價，隨時貴過星洲的一手組屋幾乎兩三倍，若計及星洲呎價以實用面積計算，香港卻以建築面積計，則香港的樓價就顯得更高。

家庭入息限4.4萬可住市區

香港特首曾蔭權去年尾曾呼籲未能上車的市民「要買樓，不妨搬遠些」，但在新加坡，位處金融中心及市中心區一帶的組屋比比皆是，一個新加坡人家庭月入只要低於8000坡元（約4.45萬港元），要住在如香港中環及油尖旺一帶的市區新樓，可說不成問題。

據新加坡建屋發展局08年一項調查顯示，逾九成星洲住戶滿意住屋情况，當中，大專學歷居民增至三分之一、白領居民增至34.5％、平均家庭月入達 5680坡元（約3.16萬港元）。反觀城大最新的一項「消費者滿意指數」調查，住屋是香港市民滿意度最低的一環。

明報記者呂雪玲越洋專訪

（A0101）

來源:2010年4月12日《明報》

[轉載] 中美两国国家领导人子女职业对照——天壤之别

2010-04-03T22:17:00.002+08:00

以下是剛在網上看到的一個對照，覺得挺有趣的，就轉載至本網誌。

反正blogger早就被內地「和諧」(屏敝)了……

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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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校内网校友
信息：已於幾個小時之內被删除

美国
布什女儿詹娜　　　　　　　　　职业：小学教师
克林顿女儿切尔西　　　　　　　职业：学生
老布什儿子小布什　　　　　　　职业：美国总统
里根女儿帕特里夏　　　　　　　职业：演员
卡特女儿艾米　　　　　　　　　职业：书记员
福特儿子史蒂文　　　　　　　　职业：牧马人
尼克松女儿翠西　　　　　　　　职业：家庭主妇
约翰逊女儿琳达　　　　　　　　职业：家庭主妇
肯尼迪儿子小肯尼迪　　　　　　职业：律师
艾森豪威尔儿子约翰　　　　　　职业：历史学家
杜鲁门女儿玛格丽特　　　　　　职业：歌唱家
罗斯福女儿安娜　　　　　　　　职业：新闻作家

近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后代职业一览表
江绵恒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泽民之长子）
江绵康　——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少将（江泽民幼子）
邓朴方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子）
邓质方　——四方集团总裁（邓小平次子）
蒋小明　——深圳赛博控股公司董事长（乔石之子）
李小琳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鹏之女）
李小鹏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李鹏之子）
朱云来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镕基之子）
朱燕来　——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朱镕基之女）
温云松　——北京Unihub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徐明　　——大连实德集团总裁，2003中国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温如春，温家宝女婿）
刘湖　　——华润集团常务理事、副总经理。（胡耀邦次子）
陈伟兰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云小女儿）
陈元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云大儿子）
傅洋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所长（彭真之子）
荣智健　——中信泰富集团主席，中国内地首富（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
王军　　——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

台湾
陈水扁
儿子：陈致中，学生
儿媳：学生
女儿：陈幸妤，牙医
女婿：赵建铭，医生（台开股票内线交易案，一审判6年）

[轉載] 鄭戈：拉丁法諺講習(1-99)

2010-03-18T18:19:00.004+08:00

剛剛找文件時偶爾找到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鄭戈教授所寫的《拉丁法諺講習》，特轉載至此。事實上，本《講習》實用性之高，數年前起已廣為多個網站所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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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mnis interpretatio si fieri potest ita fienda est in instrumentis， ut
omnes contrarietates amoveantur

英译：All the interpretations of instruments， as far as possible， are to
be such that every inconsistency is removed.
汉译：所有的解释，若是可能的话，必是通过消除文本中的矛盾而实现的。

2. Nullum crimen majus est inobedientia

英译：No crime is greater than disobedience.
汉译：没有哪种犯罪比不服从还严重。

3. Modus et conventio vincunt legem

英译：Custom and agreement overrule law.
汉译：习惯与合意可以使法律无效。

4. Ubi jus ibi remedium

英译：Where there is a right， there is a remedy.
中译：有权利便有救济。

5. Ignorantia facti excusat——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

英译：Ignorance of fact excuses——ignorance of the law does not
excuse.
中译：不知事实可以作为借口，但不知法却不能开脱（罪责）。

6. Nimia subtilitas in jure reprobatur， et talis certitudo certitudinem confundit

英译：The law does not allow of a captious and strained intendment，
for such nice pretence of certainty confounds true and legal certainty.
中译：法律中不允许过度矫情和做作的表述，因为这种伪装的确定性会干扰真正的法律确定性。

7. Veritas nihil veretur nisi abscondi

英译：Truth is afraid of nothing but concealment.
汉译：真相无所惧，唯怕被隐瞒。

8. Ut paena ad paucos， metus ad omnes perveniat

英译：That by punishing a few， the fear of punishment may affect all.
汉译：通过惩罚少数人，可以威慑所有人。

9. Nullus commodum capere potest de injuria sua propria

英译：No man should benefit from his own injustice.
汉译：没有人应当从自己的过错中获益。或，
人不应当因自己的不义而获益。

10. Nihil tam munitum quod non expugnari pecunia possit

英译：No fortification is such that it cannot be vanquished by money.
汉译：再坚强的堡垒也敌不过金钱的侵蚀。（西塞罗）

11. Nihil est tam populare quam bonitas

英译：Nothing is so popular as goodness is.
汉译：没有什么比善更受欢迎。

12. Nihil tam proprium est imperii quam legibus vivre

英译：No command is more authoritative than "living a lawful life".
汉译：没有什么命令比“过守法的生活” 更具有权威性。

13. Res inter alios acta alteri nocere no debet

英译：A transaction between two paties shouldn’t operate to the
disadvantage of a third party not in their debt.
汉译：两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不得对利益无涉的第三方不利。

14. Nemo tenetur seipsum accusare

英译：No one can be forced to incriminate himself.
汉译：没有人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注：与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恰好相对）

15. Qui sentit commodum sentire debet et onus

英译：One who gets the advantage ought to sustain the burden.
汉译：享受好处者应承受相应的负担。

16. Affirmanti non neganti incumbit probatio

英译：The one who affirms， not the one who denies， should provide
evidence.
汉译：举证责任应由提出主张者、而不是否定（主张）者承担。

17. Lex non cogit ad impossibilia

英译：Law does not compel a man to do what he is impossible to
perform.
汉译：法律不会强迫一个人去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

18. Veni， vidi， vici!
——Julius Caesar

英译：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汉译：俺来了，俺看见，俺征服！（凯撒说的，凶恶吧！）

19. Honor est praemium virtutis

英译：Honor is the reward for virtue.
汉译：荣誉是美德的报偿。（西塞罗语）

20. Bene qui latuit， bene vixit

英译：The One who has lived well has lived unnoticed.
汉译：小日子过得美不滋儿的人，必是无名之辈。（奥维德的名言）

21. Leges vigilantibus， non dormientibus， subveniunt

英译：The law comes to the help of the vigilant， not the idle.
汉译：法律只帮助警醒的人，而不帮助惫懒的人。（用来解释为何会有“诉讼时效”制度）

22. Nihil possumus contra veritatem

英译：We are not able to stand against the truth.
汉译：我们无力反抗真理。

23. Inde datae leges ne fortior omnia posset

英译：Laws are made to prevent the stronger from having the power to
do everything.
汉译：法律旨在防止强势者为所欲为。

24. Quoties in verbis nulla est ambiguitas ibi nulla expositio contra verba
expressa fienda est

英译：If there is no ambiguity in the words， then no exposition
contrary to the expressed words is to be made.
汉译：如果语句中并无模棱两可之处，则不能做出与该语句的明显含义相悖的解释。（法律解释及合同解释的一项基本原则）

25. Quotis in stipulationibus ambigua aratio est， commodissimum est
id accipi quo res de qua agitur in tuto sit

英译：Whenever there is an ambiguous expression in a contract， it is
preferable that an interpretation conducive to the safety of the subject-
matter should be given.
汉译：一旦合同中出现含糊不清的表述，应尽量做出有助于保障标的物之安全的解释。

26. Res accessoria sequitur rem principalem

英译：The accessory thing follows the principal thing.
汉译：附属物永随主物。

27. Vox populi， vox Dei

英译：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s the voice of God.
汉译：人民的声音，即是神的声音。

28. Quilibet potest renunciare juri pro se introducto

英译：One who has a right under his possession can abandon it.
汉译：享有权利的人可以放弃他所享有的权利。

29. Qui tacet consentire uidetur

英译：He who keeps silence appears to consent.
汉译：沉默将被理解为同意。

30. Nihil habet forum ex scena

英译：A judicial forum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is not before it.
汉译：法院不能主动寻找案件。（恰好是对“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批评）。

31. Ingenuum accipere debemus etiam enum， de quo sententia lata
est， quamvis fuerit libertinus: quia res iudicata pro veritate accipitur

英译：We must understand the term "ingenuus" as including one who
has been judicially pronounced free-born， though he might really be a
liberated person; what has been judicially decided is regarded as the fact.
汉译：我们必须把“天生自由人”这个术语理解为包括经由司法程序被宣布为“生而自由”的人，尽管他可能是一个“解放自由人”；经由司法判定的事项等同于事实。
这句法谚见于Digesta，I.5.25，为Ulpianus所述。在Digesta， I.5.5中，Marcianus提到：“如今，所有的奴隶都享有一样的法律地位；而自由人则分为天生自由人（ingenui）和解放自由人（libertini）”。前者乃自由的母亲所生；后者原本是奴隶，因解放而成为自由人。

32. Boni judicis est ampliare justitiam

英译：A good judge can extend the boundary of justice.
汉译：优秀的法官能够拓展正义的疆域。

33. De non apparentibus et non existentibus eadem est ratio

英译：What cannot be recognized [by judicial process] is non-existent.
汉译：无法在司法程序中被采信的事实就等于不存在。
注：这句法律格言使我们注意到“事实”与“证据”的区别以及后者在法律中的核心地位。我们的司法原则似乎应当重新表述为“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34. Cessante ratione legis cessat ipsa lex

英译：When the reason of a statute ceases， so does the statute itself.
汉译：当一部制定法所为之服务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这部法律也便会随之消失。
注：这个法谚似乎暗合于耶林的观点：法律是达致政治社会所确立的某些目标的手段，当一个目的已经没有存在理由的时候，为了达到该目的而制定的法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35. Ubi eadem ratio ibi idem ius

英译：Like reason makes like law.
汉译：相似的理由导致相似的规则。
注：是对“遵循先例原则——stare decisis”的一种解释。

36.nam， ut Plato ait， nemo prudens punit quia peccatum est， sed
ne peccetur; reuocari enim praeterita non possunt， futura prohibentur
(Seneca， De Ira)

英译：As Plato once said， a sage punishes not because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but rather to prevent its being committed; because
the past cannot be revoked， but the future is being forestalled
汉译：如柏拉图所言，智者非因犯罪已然发生才去惩罚，实乃为了防止犯罪而施刑责；[其原因在于]，过去无法逆转，而未来则可以预防。
小诗一首，以彰其理：
刑责不因报应施，
防患未然显卓识。
逝者已逝难复还，
亡羊补牢要及时。

37. Sic utere tuo ut alienum non lædas

英译：One should enjoy his property in such a manner as not to injure that of another person.
汉译：享用自己的财物应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度。

38. Consensus， non concubitus， facit matrimonium

英译：What validates a marriage is the consent of the parties， not their
concubinage.
汉译：合法的婚姻以双方之合意为要件，不因同居之事实而成立。

39. Abundans cautela non nocet

英译：Great caution does no harm.
汉译：小心无害

40. Ædification solo， solo cedit

英译：What is built upon a land becomes a part of the land.
汉译：某片土地上所建之物，成为该片土地的一部分。

Maomao：
陈华彬参照柴田光藏《拉丁语法学纲要》用下述拉丁语表示“地上物从土地”：
superficies solo cedit
这是德国法处理土地和建筑物关系的方法，日本法和我国的实践是地上建筑物和土地是两个独立的不动产。

41. Æquitas est correctio legis generaliter latæ， qua parte deficit

英译：Equity is a correction of common legal rules in their defective parts.
汉译：衡平是对普通法律规则中有缺陷部分的矫正。

42. Par in parem imperium non habet

英译：Dominion cannot exist between equals.
汉译：平等者之间不存在支配权。
引申意：一个主权国家不得干涉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

43. Par in parem non habit jurisdictionem

英译：There is no jurisdiction between equals.
汉译：平等者之间不存在司法管辖权。
引伸意：一个主权国家不得对另一个主权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

44. Ad quaestionem juris respondeant judices, ad quaestionem facti
respondeant juratores

英译：Let the judges respond to the questions of law, and the jurors to the matter of the fact.
汉译：让法官来回答法律问题，而把事实问题留给陪审员去裁断。

45. Consuetudo pro lege servatur

英译：Custom can be applied as law.
汉译：习惯可被适用为法律。

46. Expressio unius exclusio alterius

英译：The expression of one meaning necessitates the exclusion of others.
汉译：表达一种意思意味着排除其他意思。

47. Stare decisis et non quieta movere

英译：Stand by the decided and do not disturb the calm.
汉译：坚持已经做出的决策，且勿打破安宁。

48. Actio personalis moritur cum persona

英译：A personal right of action dies with the person.
汉译：一项基于人身的诉权随着权利人的死亡而消失。

49. Cuius est solum eius est usque ad coelum et usque ad inferos

英译：Whoever owns the land owns the property all the way to heaven
and all the wa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汉译：土地的所有权人拥有该片土地上至天空下至地心的所有权益。（所有权绝对主义的经典表述）

50. nemo invitus ad communionem compellitur

英译：No one can be forced to have common property with another.
汉译：不可强迫某人与他人共享某物。
引申义：共有所有权需以每一共有人的自愿为基础。

51. Transit terra cum onere

英译：Onus goes with the land.
汉译：土地上的负担永远追随土地。
引申意：土地的所有者需承担土地上附着的风险和负担。

52. Consuetudinis magna vis est

英译：The force of habit is great.
汉译：习惯的力量的巨大的。

53. omnia presumuntur contra spoliatorem

英译：All things presumed against the spoliator.
汉译：破坏证据者应承担不利于他的推定。
注：普通法中有一项原则：The doctrine of spoliation，便是源自这一法谚。所谓破坏证据（spoliation），是指在面临诉讼之可能性或现实时销毁、严重改变或疏于保存证据。

54. Furiosus Furore Solum Punitur

英译：The Madman is Punished By Madness Alone.
汉译：疯狂本身便是对疯子的惩罚。

55. Caveat emptor

英译：Let the buyer beware.
汉译：买家当心！
意译：货物出门，概不退换！

56. mater semper certa est

英译：Motherhood is alway certain.
汉译：母亲永远是确定的。

57. Ambigua responsio contra proferentem est accipienda

英译：An ambiguous answer is to be taken against him who offers it.
汉译：对于一项含糊不清的回答，应朝着不利于回答者的方向解释。
注：这一法谚所体现的原则后来演变为“doctrine of contra preferentem”，是普通法法域解释保险单的一项重要原则。

58. Ratio est legis anima; mutata legis ratione mutatur et lex

英译：Reason is the soul of the law; the reason of the law being changed, the law is also changed.
汉译：法律因某种理由而存在；理由发生了变化，法律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59. Actus not facit reum nisi mens sit rea

英译：An act does not make one guilty unless his mind is guilty.
汉译：单凭行为不能判定某人有罪，除非他还有犯罪的意图。
注：这句法谚里面包含着英美刑法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mens rea”（犯罪意图，主观恶意）

60. Iniquum est aliquem suae rei esse judicem

英译：It is unfair for someone to be a judge in his own affairs.
汉译：在涉及自我利益的案件中自任法官是不公之举。（来源于《学说汇纂》5.1.17）

61. Res judicata facit ex albo nigrum, ex nigro album, ex curvo
rectum, ex recto curvum

英译：A decision makes white black; black, white; the crooked, straight;
the straight crooked.
汉译：判决可以使白的变成黑的，黑的变成白的；曲的变成直的，直的变成曲的。
意译：判决即出，黑白立现，曲直分明。
注：这句看似讽刺的法谚其实是在强调司法判决创造现实和改变现实的力量。

62. nemo dat quod non habet

英译：No one can tranfer what he doesn't own.
汉译：人不能转让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

63. De minimis non curat lex

英译：Trifles don't deserve the law.
汉译：法律不关心琐事。

64. Lex specialis generalem deroga

英译：A special law prevails over the general.
汉译：[在适用上]，特别法的效力高于一般法。

65. Projicit ampullas et sesquipedalia verba

英译：Disdain bombast and words half a yard long.
汉译：[法律]藐视夸夸奇谈和冗长的句式。（爱德华·柯克法官语）
注：强调法律语言应有效、明晰、精炼。

66. Qui facit per alium facit per se

英译：He who acts through another acts himself.
汉译：借他人之手行为者，相当于自己行为。

67. pacta sunt servanda

英译：pacts must be respected.
汉译：契约应当被尊重。
注：这一法谚最初源自中世纪教会法，其意旨在法国民法典中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契约自由神圣不可侵犯。

68. Discretio est discernere per legem quid sit justum或：Discretio est scire per legem quid sit justum

英译：Discretion is to discern through law what is just.
汉译：自由裁量就是透过法律去发掘正义。

69. 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

英译：Oral words fly away, but written words remain to haunt you.
汉译：口头表达随风而逝，书面文字阴魂不散。

70. Delegata potestas non potest delegari

英译：Delegated power may not be redelegated.
汉译：受托人不能把委托授权再行委托出去。

71. Legum servi sumus ut liberi esse possimus

英译：We become slaves of the laws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we may
be able to be free.

汉译：我们成为法律的奴隶，是为了能够保有自由。（西塞罗）

72. Timendi causa est nescire

英译：Ignorance is the source of fear.

汉译：无知乃恐惧之源。（塞涅卡）

73. De duobus malis minus est semper eligendum

英译：One should always cho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汉译：两害相权取其轻。

74. Ei incumbit probation, qui dicit, non qui negat; cum per rerum
naturam factum negantis probation nulla sit

英译：The proof lies upon him who affirms, not upon him who denies;
because, by the nature of things, he who denies a fact cannot produce
any proof.

汉译：谁主张谁举证，而不是谁否认谁举证；因为事物之常理决定了否定者不易提出证明。

75. Injuria no excusat injuriam

英译：One wrong cannot justify another wrong.

汉译：一项过错不能成为另一项过错的理由。

76. Arma in armatos sumere jura sinunt

英译：The laws permit arms to be used against the armed.

汉译：法律允许拿起武器对抗武力威胁。

77. In delictis atrocissimis jura transgredi liceat

英译：Legal rules can be relaxed in proceedings that involve atrocious
crime.

汉译：在涉及令人发指之罪行的案件中，程序规则可以暂缓适用。或：
欲将暴徒绳于法，程序规则暂止歇。

说明：这是中世纪教会法中一项法律规则，旨在为刑讯逼供留下一定空间。以色列刑事司法当局常用这一法谚来为自己在“反恐行动”中的逼供行为辩护。

78. 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

英译：There should be no crime and no punishment without a (pre-
existing) law.

汉译：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

这一拉丁法谚是费尔巴哈提出来的。它涉及到现代刑法中的两项原则：罪刑法定和法不溯及既往。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说的一句话也遥遥呼应于这一法谚：“No law, made after a fact done, can make it a crime ... For before the
law, there is no transgression of the law”（在事实发生之后制定的法律不能将该事实中所涉及的行为确定为犯罪……因为：既无法律，何来违法？）

79. Fiat justitia; ruat coelum

英译：Let justice be done, though heaven fall.

汉译：实现正义，纵使天塌下来 80. Ius est ars boni et aequi

英译：Law is the art of goodness and fairness.
汉译:法律乃良善允正之术。（乌尔比安引塞尔苏）

81. Lex est ratio summa, insita in natura, quae iubet ea quae
facienda sunt, prohibetque contraria

英译：Law is the highest reason, immanent in nature, which prescribes what to do or not to do.
汉译：法律乃最高的理性，为自然所固有，规定着当为与不当为。（西塞罗：《法篇》）

82. Lex iniusta non est lex

英译：Unjust law is not law.
汉译：不公正的法律不是法律。或：恶法非法。

83. Nihil simul inventum est et perfectum

英译：Nothing can be invented and perfected at the same moment.
汉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在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便是完美的。

84. Nemo tenetur armare adversarium contra se

英译：Nobody is bound to arm his adversary against himself.
汉译：没有人有义务为对手提供武器。

85. Via trita via tuta

英译：The trodden road is the safe road.
汉译：前人行过的路，必是安全的路。（常被用来正当化遵循先例原则）

86. A verbis legis non est recedendum

英译：There should be no departure from the text of law.
汉译：法律条文的本意不容背离。（柯克法官）

87. Noscitur à sociis

英译：Meaning of words may be ascertained by referring to associated
words.
汉译：欲寻词句义，应观上下文。（单个法律条文的含义应当放到整个法律文本中去理解）

88. Animus hominis est anima scripti

英译：The soul of a text is its intention.
汉译：文本的灵魂在于它的意图。

89. Nemo aliquam partem recte intelligere potest antequam totum perlegit

英译：No one can properly understand a part until he has read the whole.
汉译：只有理解了整体，才能理解部分。或：断章取义是理解的大碍。

90. Argumentum à simili valet in lege

英译：An argument from a like case is valuable in law.
汉译：取自相似案件的论式在司法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

91. Consuetudo et communis assuetudo ... interpretatur legem
scriptam, si lex sit generalis

英译：Custom and common usage can be utilized in interpreting legal
texts, if the law is too general.
汉译：在解释过于宽泛的法律的时候，……习惯和惯例可以作为解释法律文本的参照。

92. Judiciis posterioribus fides est adhibenda

英译：Credit is to be given to the latest decisions.
汉译：判决应当参照最新的判例。

93. Res judicata pro veritate accipitur

英译：A thing adjudicated is to be accepted as truth.
汉译：已判决的事项应当被视为真理。

94. Boni judicis est lites dirimere

英译：The duty of a good judge is to prevent litigation.
汉译：好的法官是能够息讼止争的法官。

95. Æquitas est perfecta quædam ratio quæ jus scriptum interpretatur et emendat;
nulla scriptura comprehensa, sed sola ratione consistens

英译：Equity is a sort of perfect reason which interprets and amends
written law; written in no code, but consistent with reason alone.
汉译：公正是一种完善的理性，它解释并修正着成文法；任何法典均无法写尽它的含义，而它只与理性相伴随。（柯克）

96. Legibus sumptis desinentibus, lege naturæ utendum

英译：When positive laws degenerate, natural law prevails.
汉译：当国家制定的法律朽坏的时候，自然法便会取而代之。
或：国法既坏，天道遂行。

97 id quod plerumque accidit

英译：that which generally happens
汉译：一般情况下发生之事
或：按常理论

例句：Many accidents produce a chain of costly economic consequences
which can be statistically estimated and which can be causally linked to
the wrongful a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id quod plerumque accidit
principle not unlike other effects of a tort.
（见于：Francesco Parisi, "LIABILITY FOR PURE FINANCIAL LOSS:
REVISITING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A LEGAL DOCTRINE", in
M. Bussani & V. Palmer (eds.), Liability for Pure Economic Loss in
Europe: Frontiers of Tort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汉译：许多事故产生了一连串的成本巨大的经济后果，这些后果可以通过统计学来估算，而且可以根据“依常情揣度（id quod plerumque accidit）”的原则从因果链条上追溯到某种有过错的行动，与其他侵权行为的效果并无二致。

98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英译：After thi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
汉译：在它之后，所以是因它而发生。

这是法律推理中值得警惕的一种谬误。不要从正面来理解哟。要记住：“关联并不等于因果关系（Correlation does not prove causation）”。

99 AD IMPOSSIBILE NEMO TENETUR

英译：No one should be obliged to do something impossible
汉译：没有人有义务做不可能之事。

这是一条古老的拉丁法谚，后来被富勒整合到他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之中。富勒指出：一位明师可以向学生提出明显超出其能力所及之范围的要求，以便逼出学生的潜力，但立法者却不能要求公民为不可能之事。因为老师可以在学生未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仍然因为他实际做到的程度而表扬他，而立法者却不能出尔反尔，在公民未达到法律要求的情况下不施以处罚。这样会使法律形同儿戏。（Lon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71）。

《法律的道德性》一书的中文版（郑戈译，商务印书馆即出）中有这样一段话：

“要求不可能之事的技术也可能得到聪明的、有时甚至是善意的利用。良师常常对自己的学生提出他知道他们不可能达到的要求。他这样做的时候是怀着逼出学生的潜力这一值得赞扬的动机。不幸的是，在人类社会的许多场景当中，积极的敦促与强加的义务之间的界限会变得十分模糊。因此立法者很容易误入歧途，相信自己的角色就像是教师的角色。他忘记了这一点：对于未能做到他所要求之事的学生，老师照样可以为他们实际上做到的事情而表扬他们，而不会因此便显得虚伪或自相矛盾。在类似的情况中，政府官员面临的则是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做出严重不义之事，要么对偏离法律要求的情况视而不见，从而导致人们不再尊重法律。”

[轉載] 華人學生求學的誠信問題

2010-03-16T18:11:00.006+08:00

來源：一封來自Michigan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所寫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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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xxx: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of the situation relevant to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here, at least at our department, which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accept graduate students from China in the future.

Over about one year period, we have had 6 Chinese Ph.D. students quit their
RAship and Ph.D. studies. The reason for them to leave was not that they
could not continue, it was rather because they want to have a job now (a
higher salary, with a hope that the companies will apply for their green
card status). They came with thier promises to pursue their Ph.D. degrees,
we paid tuition for them to take courses for their Master degree, and we
taught and helped them in their research capabilities. Once they got their
M.S.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eering, because of the excellent job market in
the U.S. at this time, it is relatively easy for them to find a job. In a
way we felt that we were used as a step for those Chinese students to come
here, and get their master's degree, then get their jobs. We pay
approximately $45-50 K/year for each Ph.D. student, including the tuition,
health insurance, various fees, lab and computer fees, and monthly salary,
we also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s for them. They (most of them) also did
good research work as assistants. However, we don't get credit because we
don't produce PH.D's, which is one of our major purposes as an institution
of high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their particular interests
which are also understandable, for example, financial pressure, and wishes
to have their green card applications on the way asap.

This situation also happened to my Chinese Ph.D.student. He is very talented
and did a good job in research. However, after he got his M.S. in M.E., he
resigned very recently. We still let him stay here presently (with salary)
for one more month, otherwise he will have to repay his tuition, which is
over $10K. Although we are very considerate for those students, the
consequencies are obvious:

(1) It greatly degraded the reputation of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who
apply for admission. Some professors address those as "very unethical", "you
really cannot trust them when they promise you to pursue their Ph.D. degrees
under your supervision", " you feel you are so stupid as cheated by your own
student". It really created some resentment. Actually, I know, as of this
time, there are a couple of more students looking for a job or already got a
job offer, but not telling their advisors. They will quit at the last minute
before they leave. This situation will certainly get backfired, and the
damadge will mostly be transferred onto the future applicants from China.

(2) Some professors or research scientists have already made their decisions
not to consider Chinese student applications. Although it should not and
cannot be a policy, it is the individual's decision in selecting future
Ph.D. students with preference, and in my opinion, with good reasons. It
will make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us to bring in Ph.D. students from
China. For example, as you know, I was looking for one or two Ph.D. students
later this year, and I have a vacancy for a Ph.D. student now. But I will
not consider Chinese applicants. At the same time I feel truely sorry, for I
know, especially many graduate students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of very
high qualifications sent email applications to me (and to other professors),
including yourself. Now I have to inform you that please try your
applications elsewhere, or other professors.

In our department, many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know me and we have a very
friendly relationships. The faculty members know that too. One told me: "You
try to help them, then they screw you up!"

I spent time to write this email message, for your information and
considerations, as to how this situation may be somehow alleviated. You may
discuss this with your close friends and classmates, I am not sure you
should broadly propagate this message. But I did present a fact and an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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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到底是為了甚麼？

2010-03-08T02:41:00.004+08:00

──對學業和人生的一些感想

人生，總有幸有不幸。在我的學業上，從未出現過一帆風順的情況。然而，我總能遇上非常非常好的師友。禍福不一定相依，但沒有禍，人，很難知道甚麼才是福。在求學的路途上，我遇到了很多很多幫助我很多的師友，有些甚至是認識不久、沒有深交的。即使最後沒去得成留學，我還是非常感謝他們的。有時候，不經歷一些轉折，也不會知道身邊會有願意不計較付出而幫助你的朋友。

在我出生、長大的城市──香港，並不流行要有研究生資歷才好找工作的說法，一般都是本科畢業後直接就業。這裡有很多人都有碩士學位，但絕大部份都是工作以後在職兼讀的。在這個城市的大多數人眼中，賺錢永遠放在第一位，研究生和本科生找工作的工資、待遇基本相若，那唸研究生課程就是少賺了。更有從事公共事業者，政府為他們付清學費讓他們兼讀碩士，他們左推右卻，推不過才萬分不情願地去上學。事實上，在西方社會，碩士一般只係供非該專業本科的人修讀該專業而用的，在很多大企業的人事部門眼中，這類碩士學位其實和本科沒甚麼分別。

自從一堆PhD去了紐約開計程車後，西方人對進修的想法比較實在，讀書的「需要」和「出路」是他們的著重點。這裡的價值觀比較貼近西方社會。在這個城市，很多人唸書，是為了日後的職業舖路，會計和法律是十分熱門的課程，很多人都想藉由進修而取得會計師或律師的資格。很功利，但很實在，最起碼，他們都知道為甚麼而讀書。

讀書到底是為了甚麼？

很多朋友認為我執迷報讀研究院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學術界的機遇亦遠不如其他主流行業。然而，我慶幸我能找得到自己的目標，即使仍然徘徊在很初步的階段。

在我本科畢業的那一年，經歷了金融風暴、非典型肺炎等事件，疲弱的經濟正在逐步復甦，我亦順利在大學裡找到一份低薪、低職位的研究助理工作。

及後也在一本地院校讀了個課程，不過並非本科所讀的專業。

那一年，在一個內地留學交流的網絡論壇──寄託論壇──申請了一個帳號，卻從未發表過或回應過任何主題。

幾年來，兢兢業業，老老實質地做著本份的工作。輾轉間，幾個研究項目的完結，亦經由以前的老闆推薦換過了幾份工作，商學院、文學院、法學院都工作過了。母校和這裡的大學來往比較頻繁，不少老師偶爾會來出席各種交流活動，不時抽空聚首，亦給予了我很多寶貴的建議。

這一學年，換了工作，只是職位提了一點，薪酬低了一點，起碼這個職位是相對穩定的。左看看、右望望，跟我同一職位的，Prefix十居其九都是Dr.。申請這個職位時發生過很多事，也知道競爭者當中有比我條件好很多的，我能入職也算是運氣的一種吧。

幾個月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重新來到了寄託論壇，開始和網友們交流申請的資訊和建議，也認識了一些很好的朋友。看到大家對留學的祈盼，又讓我重新再想留學的事。

來來回回，也許，是一種緣。

曾經有老師問過我，獲得了幾所頂尖大學青睞，卻因金錢負擔而未能入讀，有否不忿。

「說沒有那是騙人的。」

只是自小到大，我吃得飽、穿得暖，有書唸，甚至在全國最好的學習環境下讀本科，父母雖然身體不太好，但總算尚在，家裡是窮了一點，可是我活得踏實、活得實在。

「如果要比，那山區、農村的小孩呢？落後國家的孩子呢？他們當中肯定會有更聰慧之人。」

甚麼是幸運？甚麼是不幸？

這問題其實沒有甚麼意義，你總能找得到一堆比你幸運的，也總能找得到一堆比你不幸的。正如某一頭豬，就因為姓毛，所以娶了一頭如花似玉的母豬，就因為姓毛，所以當上了上將。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不能要求太多。二十多歲，是非曲直，總該能辨。

簡簡單單小事非、小道理，我總懂得一點。我們都是凡人。如果說有人為了巨富而犯惡，我會理解他；可是要是有人為了小利而犯惡，我會鄙視他。

我這人沒甚麼才能、沒甚麼成就，讀過點書，但讀得不好，卻又喜歡讀書。

我覺得能唸書是一種幸福。不過「知識改變命運」這說法我不太贊同，尤其是在現今社會。真要說的話，「姿色改變命運」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點。只是，多懂一點，總是好的。讀書不能保證你能學到東西，更保證不了你的將來，但起碼給了機會。

在東方人的社會，裙帶關係錯綜複雜。想要飛黃騰達，出身似乎比學歷重要。

在歐美，一窩蜂報讀研究院的情況依然存在，哪怕是對學生的金錢援助已越來越少，不過東方人學生的面孔多了，尤以中國人和印度人居多，對院校來說，我們其實都是來送錢的冤大頭。

讀書到底是為了甚麼？

「人生識字憂患始」，以前的讀書人很珍惜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也比我們這一代對社會更有承擔，也許是身為學子養成的傲骨，丟不起人，但起碼有一份承擔。上一輩的大學生，很大部份都認為社會出現問題，他們便有責任去警惕政府、協助糾正，並付諸實行。我們這一代，又有幾人有這一份心？

社會發達了，教育普及了，這是好事。讀書人多了，知識分子的自我優越感也沒有以前的強烈。附帶的，是對社會的責任心也弱了。

以前，人人都捱餓，想貪污也沒得貪，社會反而更和諧。今日社會，人吃人。不論哪個國家的政界、商界，位高權重的，哪個不是踏著別人的屍骸走上去的？幾十年前的中國是怎麼樣，大家都知道，舉世驚嘆的發展速度，說穿了，就是犧牲一大部份人的發展來讓一些人「先富起來」。至於讓「先富」者帶動落後地區和民眾的發展，鄧小平是失算了。也許，他真有辦法，只是時間等不到。

其實，如果要從我的收入中拿一個可觀的部份去支援貧窮地區的發展，我也不願意。這就是人性。充其量，我也就在大災大難時才會去捐些錢。

大家都明白，錢，其實夠用就好。只是有了錢，又會想要更奢華的生活，然後，錢又不夠了。利字當頭，很少人能擺脫得了這個輪迴。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是一直都贊成的。不偷、不搶、不詐、不拉關係、不走後門，這樣賺自己的錢，天經地義，只是，這樣能賺到理想的收入嗎？與其奢望人人都能「取之有道」，不如鼓勵富人「發財立品」回饋社會，即便他們只是圖個名聲，若真能幫得到人，也是好的。

讀書到底是為了甚麼？

小時候，大學生在社會還算稀缺，絕大部份的長輩都會說：「好好讀書，將來讀大學，以後賺大錢。」

「讀書就是為了賺大錢？為甚麼要把賺大錢和成功之間劃上等號？」這大概是我兒時困惑最深的問題之一吧。直到後來，在初中時聽到一句話，方如醒醐灌、如夢初醒：

「人人都說對的事、人人都在做的事，不一定就是對的。」

包括我在本文裡所說的，也不一定是對，不過是我自己認為對的。

隨波逐流通常也有個好處，至少，大伙佔到便宜時，你會不落人後，你吃虧時，大伙跟你一起吃虧。書讀多了，其實並不使人更有智慧，不過多學一點，遇起事來也許會懂多一點辦法。

讀書並不能改變人類的本性，不論是天性中的良心抑或是其他劣根性。

讀書到底是為了甚麼？

這問題的答案因人而異。比較純粹的，是為了求知、為了學習，這類人在東方人中比較少。有些人讀書，是為了抬高身價，這些人認為，學歷越高，競爭力也就越強，這類人比較多。也有些人讀書，是隨波逐流，這些人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甚麼、需要甚麼，不想去想甚至不敢去想，又或者，真的想不到，沒有目標，就繼續讀書，留待以後再算，這類人為數也不少。

如果連自己為甚麼讀書都不知道，還談甚麼理想？談甚麼承擔？

教育普及了，讀大學、讀研究院彷彿變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不少自費學習者，更是一副花錢就是大爺的心態。教育，其實是一種栽培，即使是自費學習的孩子，花的錢若不是父母的血汗就是父母所壓榨的窮苦大眾的血汗。不要懷疑，這個世界上大部份的資源其實是集中在少部份人的手中的，你大概想像不到那些吃樹皮維生的孩子是怎麼過的吧。

不過從小到大，人們說的都是「那些人沒得吃」而不是「我們吃了那些人的」。然而事實上，各方研究都顯示，世界的糧產是足夠養活世界的全人口的。

想改變世界的不公嗎？

怎麼可能？政府優遇學成歸國的人，既得利益者是最不希望改變的。

再者，想改就改得了嗎？大家都心知肚明。

讀書到底是為了甚麼？

如果可以，一個人在領受社會的財富、榮耀等利益之時，能夠為社會做點貢獻，已經很好。教育並不保證讀書人會對社會做貢獻，但起碼使讀書人有能力為社會貢獻大一點。

那怕貢獻不大，能夠不傷天害理，也好。

如果，能夠找到真我，在求學之路上，找到自己的目標，更好。

　　後話

這是一篇隨心而寫的文章，對對錯錯就不討論了。如果你覺得好，就看看，覺得不好，請不用理會。本文發表於寄託論壇(bbs.gter.net)，歡迎全文轉載。

　Sapere KK Lee
　2010年2月26日
（2010年3月8日第一次修改）

學術人生指南之香港路

2010-01-24T05:37:00.008+08:00

學術人生指南之香港路
──香港學術界的今昔概況

作者：Sapere KK LEE

多年前，在那個能上大學讀本科已經是光宗耀祖的萬幸之事的那個年代，讀個碩士已是件不了得的事，拿到博士學位的成就更彷如參與了推翻清朝般偉大。在那個時代，知識份子是每個國家政府都十分珍視的一群，各地進修的學費基本上便宜到不得了，若仍有財政困難的話，政府或學校增加補貼和豁免學費是時有所聞的事。直到某個時候起，美國帶頭開放教育「市場」，直接帶動世界各地的院校擴招及學位泛濫的現況。一時間，面對多如牛毛的大學生和龐大的教育成本增幅，各國紛紛逐漸停止對大學生的「慷慨」，「天之驕子」、「天子門生」這些從前常用作大學生代名詞的詞彙亦越來越少見。

由於過去大學生的數量十分稀缺，社會各界對知識份子是十分渴求的。在那個年代，一個本科畢業生已基本上能找到一份相當不錯的工作，甚至直接進入管理階層。在那個年代，一個本科畢業生只要願意，他/她可以進入學術界，從助教做起，慢慢升遷到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甚至正教授，事實上，中外學界不少年邁的知名學者均只有一個本科學歷而已，但這並無礙世人對他們的學術水平的認可。

一直以來，世界學術界均以大專及以上程度的教育為「高等教育」，大部份國家的教育制度均以「學士」為基礎學位，以「碩士」和「博士」為高等學位。一般來說，學士程度已能符合社會大部份該學歷主修範疇的工作條件需求，碩士和博士程度基本上只有在研究所才需要。事實上，除卻大學教席，香港多年來都對持高等學位人士並無顯著需求，除了政府的舊公務員制度可以靠高學歷來提高待遇外，在這個缺乏高科技發展產業的地方並不見得高等學位會帶來甚麼虛銜以外的得益，但在崇尚讀書人傳統下的華人社會，持有高等學位者在香港還是會得到額外的尊重的。

時移世易，隨著大學教育普及化，高學歷人材顯然已在社會上出現過剩的勢頭。在美國，一些博士學歷的人在大城市內開計程車已非新鮮事，無他，在NY、LA等城市開計程車比待在「鄉下」地區的研究所工作更好賺一點而已。正如我十多年前曾見過一名香港著名餐館的廚師，他在民革以前可是清華大學的老師來的。

在這個隨手丟塊石頭出窗外也砸死十數個大學畢業生的年代，即使香港的大學教育隨世界大勢迅速擴張，香港本土適齡學生在接受大學教育方面的比例其實仍然是偏低的，撇除副學士、專科文憑等大專教育，在2008/2009學年，本土適齡學生於香港就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僅為18%[1]，遠比台灣、內地及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為低。縱是如此，香港政府每年投放在教育的公帑開支在2008/2009年度仍高踞511億港元，佔政府總開支的23.8%[2]。可見香港政府還是很重視教育的。

在香港，絕大部份本科學生會於畢業時馬上投身社會工作。現時，香港的本科畢業生在畢業後一般都能找得到月薪約一萬港元左右的工作，個別需求特別大的專業畢業生薪金會再高一些，而某些高薪專業則更高，例如：投資銀行見習分析師月薪可達四萬元；實習律師普遍月薪有兩萬左右，實習期完畢後多有薪金三萬多；見習醫生普遍月薪有三萬多，完成實習後約有五萬元月薪；新晉會計師月薪普遍接近三萬元；初入職中學教師月薪亦有約二萬元等等。相對於社會上商業職位的薪金，對學歷要求較高且月薪較低的學術工作確實不見得具有明顯的吸引力，以我曾任職的浸會大學為例，除去每個學系都不一定有一個的正教授的光環，助教及研究助理起薪點七千港元、入職要求碩士學歷的導師/講師起薪點一萬多港元、入職要求博士學歷的助理教授起薪點二萬多港元[3]。相對於花錢、花時間進修，一個非高薪類專業的本科畢業生在外工作累積數年經驗後月薪可能已比助理教授更高，甚至本科畢業後直接擔任中學教師的薪酬也要比初入職的大學講師要好。再者，香港缺乏高科技工業，香港學術界「拉項目」的機會稀少非常，即使能爭取到研究資金，在嚴謹的監管制度下若想大撈一筆，最好要有坐牢的心理準備。因此，對於香港學生而言，進入學術界工作其實並沒有甚麼致富或飛黃騰達的機會，而且在教學、研究、行政三方面的壓力下，工作亦不見得輕鬆，是以除了一心投身學術或於早年「入錯行」的人外，願意踏入學術界工作的香港人其實並不多。

「教師績效制度的落實。SSCI與SCI是唯一被接受的論文，每位老師至少每年都要發表一篇以上。正因如此，中大(香港中文大學)沒有人願意當系主任，因為系主任每個月的津貼僅有3,500港幣，除了研究壓力外，必須負責教師薪資額度的分配，且學校規定每個系所至少要有30%的教師經費須採『五年期的契約制』，不是可以『終身養老』，近來聽到社會系的朋友說：該系一位擁有哈佛博士的教師，年過五十，因為評審未通過而被迫離職，這樣的工作壓力導致香港學者每日忙於工作，講求效率、不愛運動、甚至無暇休閒。」[4]

雖然如此，香港的學術職位在國際學術界還是很有競爭力的。富可敵國的哈佛大學在2008/2009學年，講師/導師的平均年薪為55,700美元(平均月薪約36,205港元)、助理教授之平均年薪為101,400美元(平均月薪約65,910港元)、副教授之平均年薪為112,300美元(平均月薪約72,995港元)、正教授(含講座教授)之平均年薪為192,600美元(平均月薪約125,190港元)[5]；在號稱民富國貧的加州地區，州立大學系列中的第一名校柏克萊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助理教授的平均年薪為81,300美元(平均月薪約52,845港元)、副教授的平均年薪為96,100美元(平均月薪約62,465港元)、正教授(含講座教授)的平均年薪為143,500美元(平均月薪約93,275港元)[6]；而在香港一般之大學教員月薪為「助理教授約3-5萬元，再加上數千元的住房津貼；副教授5-7萬元，房貼1.5萬元；教授7-9萬元，房貼2萬元；講座教授月薪無上限，加上房貼後，月收入至少13、14萬元」[7]，部份學校更提供約滿酬金。由此可見，低層教職員雖然在香港學術界薪水很一般，可是在高端教席的薪酬待遇上，比世界一流大學還要好，甚至是台灣的五倍[8]，更遑論其他落後國家的大學教席待遇了。事實上，香港的大學公開招聘月薪兩萬多港幣左右的講師職位時，亦不時見有其他非發達地區的大學教授來函應徵。香港的大學從非發達地區吸納人才並非一朝一夕的事，例如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早年便從斯里蘭卡挖走了科倫坡大學法學院院長前來「降格」任職。

在英國殖民地的時代，香港的大專院校多有歐裔人士任職，當中尤以英國人、加拿大人和澳洲人為主，其中亦不乏斐聲國際的學問大家，例如已故香港大學法學教授Philip Smart，正當法學學者在研讀案例分析法律原理時，英、美、澳、加、星等普通法司法區的法官正拿著他的書來作判決原則，又例如前香港理工大學翻譯學教授John Minford，正當中國文藝界還在為著向西方推廣中國文學而發愁時，他已經參與翻譯了《鹿鼎記》、《紅樓夢》、《聊齋誌異》、《孫子兵法》等經典。在香港乃至東亞地區學術水平低下的過去發展至今時今日香港的學術機構被受國際認同甚至個別院校獲受推崇，這些在早年帶著先進知識來港任職的外籍學者可謂功不可沒。

然而，自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以後，於香港的大學任職的非華裔學者人數已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以華人學者為主流的團隊，當中絕大部份均曾留學海外名校，甚至不乏領域內的權威、學問大家，例如剛拿到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高錕教授、微觀經濟學權威張五常教授、著名金融學家朗咸平教授、超導體權威朱經武教授、分子遺傳學權威徐立之教授、著名翻譯學家黃國彬教授、菲爾茲獎得主數學家丘成桐教授等等。隨著年輕的華裔學者們和知名的華裔學者們陸逐加盟，香港除了主權回歸了祖國以外，連學術界的主導者亦逐漸由外籍知識份子改變為華裔學者。

香港能吸納優秀華裔學者任職是有很多因素的，當中最主要的有：首先是薪酬待遇，誠如上文所述，對於優秀學者，香港能夠給予的條件待遇可謂非常優厚的，尤其頂尖學者，在歐、美名校的薪水可能仍不如在香港任職，而且相對於中國內地、台灣及東亞地區，香港的薪酬水平還是非常吸引的。其次便是對研究的支持，人口只有七百萬左右的香港每年在教育投放的資金竟高達511億，這是很多國家都做不到的，香港雖然欠缺本土科技產業的支持，但政府對學術研究的支持卻是非常賣力的，昂貴的一流研究設備之完善，連不少外國名校教授來訪時都為之驚嘆。再次便是政治、地理、文化等原因，香港作為長期接受西方模式生活的華人社區，擁有廉潔而良好的政治、司法制度，相信對於華人來說是理想的生活城市之一。此外還有香港高等院校的國際聲名不俗，能在香港任職的學者亦總算並不辱沒了多年的學習所得，日後若是另謀高就也有個不錯的工作經歷和討價還價的條件。

香港的大學教育仍然處於擴充當中，大學教育制度正由三年制邁向四年制的更改，香港教育學院正準備轉型為師範大學，加上香港政府近年開始鼓勵民辦大學的政策，各私立大專亦密鑼緊鼓籌備「升格」為大學，是以相信香港對學術人材的需求在近年還是會有所增長的。現時，香港高等教育界所聘用的學者分為研究型職員和教學型職員，在香港政府資助營運的各所院校對研究型人材的需要高一點，而以自資方式營運的院校則對教學型人材的需求較大。

剛畢業的博士可以應聘為香港高等院校的導師、講師、助理教授等職，而具高等教育界工作經驗及具一定研究成果的學者則可以應聘為副教授或正教授，一般來說院校會對直接到任教授的學者要求比較高，例如國際法律學界知名的國際經濟法學家林真龍(LIM Chin Leng)教授最近便從星加坡國立大學直接到任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擔任教授及副院長。而在香港的講座教授方面，院校一般會校內自行選取成就斐然的學者擔任或邀請舉世知名的學者擔任。在香港的學術界，具海內外名校背景的學者比比皆是，給予學者們優厚條件的院校看重的是教職員的學術水平，而在香港的大學任職對於發表研究成果是非常有利的，除了一流的研究設備外，不少現職的學者都是業內知名人物甚至領域內高端學刊的編輯，這對年輕學者的發展無形中創造了非常優異的條件。

　　　　後記

本文乃應內地留學訊息交流論壇「寄託」[9]內港澳留學討論區版版主「dreamingHK」之邀所寫，歡迎以全文方式(連同作者名字及註釋)轉載。本文之撰寫目的係供在學學子及意欲進修人士作參考之用，請勿用於商業及牟利用途。

Sapere K.K. LEE
2010年1月24日

註：

[1] 香港政府教育局(2009年9月3日)：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006&langno=1

[2] 香港政府新聞網(2008年2月27日)：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y/businessandfinance/080227/html/080227tc03014.htm

[3] 香港《蘋果日報》(2009年6月9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090609&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12856542

[4] 見「下猛藥能讓大學卓越嗎？——從香港經營環境談起」(2008年4月11日), 台灣國立臺北大學網站：http://www.ntpu.edu.tw/admin/a3/people3_more.php?id=103

[5]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age：http://chronicle.com/stats/aaup/index.php?action=detail&id=1667

[6] 同上註,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age：http://chronicle.com/stats/aaup/index.php?action=detail&id=543

[7] 見「年薪兩百萬的香港講座教授」，《紫荊雜誌網絡版》：http://www.baumag.com.hk/big5/channel3/0904/0430.html

[8] 「如今的台灣，大學頂級教授薪資約是香港、新加坡的五分之一」，見賀桂芬：「10年後　孩子，誰來教？」(2006年7月3日), 台灣《商業周刊》第971期：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php?id=22816 ；及
「香港的大學教授月薪高達港幣10萬元，約新台幣50萬元，是台灣教授的4至5倍」，見「教育部擬推彈薪專案盼人才留台灣」(2009年12月18日), 台灣《聯合報》：http://www.udn.com/2009/12/18/NEWS/NATIONAL/BREAKINGNEWS1/5316676.shtml

[9] http://bbs.gter.net/bbs/

母校易名風波

2010-01-22T00:23:00.002+08:00

母校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近日出現改名風波。事源有一善長有意向保良局捐出港幣一千萬元作教育用途，該筆款項亦將為母校發展所用。而母校是由八三年的保良局總理決定並募捐興辦的，由於沒有直接出資的主要創校人，因此保良局一如以往地保留了學校的冠名權，留待日後有大筆捐款時送予捐款者以作答謝。

首先澄清一點，和很多人一樣，我一直以為母校校名定名是因為保良局八三年總理出資興建學校。然而事實上學校是由八三年總理們決定興辦和募款興建的，而並非由他們捐資，因此學校的冠名權一直被保留作報答日後的捐款用途。

目前改名一事正處於諮詢階段，然據了解，這筆為數一千萬的教育捐款將會是保良局歷年來所收到最大的一筆。不少校友估計，保良局可能會為此而作出他們認為「重份量」的答謝方式，而在局方眼中，徹底更改校名甚至可能只屬「初步」的答謝。

日前列席了由母校校友會就改名事件而臨時舉行的會議，會議中我提出了以下幾點意見：

(1) 向中學教育捐資千萬在香港是很少見的，相信資金會對學校未來發展作出重大幫助，不應妄言放棄；
(2) 不論是出於意欲名流青史的目的抑或是純粹的無私奉獻，捐款都屬於善事，應該受到尊崇而非指責；
(3) 保良局的八三年總理們雖非創校的主要出資者，但作出辦學決定和募資建校的他們有不可抹去的功勞，以「八三年總理」命名並無不妥，任何教育機構作為學生乃至社會之表率，都不應該作出忘本的行為；
(4) 創校廿五載，母校校名中的「八三」二字已然成為學校的一個象徵，相信在荃灣及葵青區居民的心目中，「八三」二字即代表母校，我認為即使最終作出了更名，亦必須是有限度的，「八三年總理」五字應永遠保留於校名之中；
(5) 答謝善長可以有很多方式，易名非惟一的辦法，我認同對於這筆保良局歷來接收過的最大筆單一捐款是須要答謝的，而且我亦認同應以具有一定長期性顯著程度的方式答謝，例如立碑誌記甚至置放銅像亦屬可以考慮的方案；
(6) 經過師生多年來的耕耘，母校雖非名揚天下，亦總算薄有名氣，在荃灣及葵青區學校網乃至教育界內為人所識，這對畢業生的未來發展（不論是升學或就業）多少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有利條件，大學招生與機構招聘時，出身於略有名氣學校者通常會較為有利，若學校易名後校名中最具代表性的「八三年總理」字眼被刪減，這將無異於把學校從教育界中除名，對於母校辛苦建立的聲名將蕩然無存，此舉顯然是對學校及至學生都是不利的。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辦學從來都是任重而道遠。高等教育界要籌款尚且不易，對中學教育捐資千萬無疑是對香港教育界的一個莫大的鼓舞，是值得支持和尊重的。飲水思源，雖說為善望報不免落下俗套，然學校對貢獻者致予適當謝意卻是合理和應該的，同樣，學校不應為了新來資金而忘記昔日的創辦者們。就此，我個人是反對學校為捐款而改名的。

Sapere KK Lee

Google

2010-01-14T07:06:00.003+08:00

Entrepreneurial model, high and upright soul,
undread the vicious devil, this is our Google.

Sapere K.K. Lee
2010-01-14
於家中

[轉載]（九龍城書節）呂大樂、羅永生、陳士齊精彩演講摘要

2009-12-20T14:21:00.005+08:00

在facebook上看到東哥所貼出的講座筆記，看罷覺得很有意思，特地徵得了筆記摘錄者謝冠東先生的同意轉載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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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六），筆者到Roundtable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合辦的「九龍城書節」，參與了兩個演講環節：

11.00-13.00
與呂大樂對談﹕教育還有用嗎？
呂大樂（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報紙及雜誌專欄作家）
台上還安排了六名中學、大學生共同研討

18.30-20.00
香港保守主義的崛起與警號
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殖民無間道》等書）
陳士齊（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高級導師）

演說均非常精彩，以下是發言選錄摘要：

呂大樂演說

學生：上大學的，是因為慣了服從marking scheme，才成績好，他們都服從性強，結果大學全是綿羊，政府說甚麼就甚麼。

呂：聽了六位學生發言，他們對學校教育都沒有一句正面的評價。學生對學校的期望高了。以前我的偶像是那些用很少時間就讀好書，然後用很多餘下的時間看課外書的人。那個年代我們會積極避免參與學校的事。低度投入是重要指標。同時也不期望老師嘉許，反正低度投入。也沒想過要改變老師，反過來也不會受其價值觀灌輸。對待學校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積極投入和期望獎勵，否則你就只有積極服從。

不過我同意這些年來考試制度是很重大的改變，以前答題可以自由發揮，發表見解，因而令我們不用太努力讀書，可較容易投入自己喜歡的事。我還記得歷史科答題時，我完全忘記了問題所要求評價的歷史事件，只記得那和帝國主義有關；我答題時就這樣說：歷史不應只討論個別事件，而應談宏觀，所以題目本身是錯的，讓我們談帝國主義的問題吧。這樣也得了個B。

昔日在學校的最大得著是搞讀書小組，互相presentation，互相學習。我忠告大家要想清楚，自己想在學校得到甚麼。與其叫學校給你自主性，不如自己儘量尋找空間，你根本沒可能說服校長和老師，以及其他想服從、慣於服從的同學。而說到上課苦悶，其實教學一樣苦悶，我做教授改卷，會發現為何所有答案都一樣，都在猜度我想要甚麼答案？一模一樣的答案令我沉悶。但如果有一個學生，能引用一本book list裡沒有的書，我即時眼前一亮，即使他答得不太好，我也會頓生好感，通常也會給較高分數。

學生：我們在讀書以外，還花時間關心社會，是因為愛這個地方，才關注，不然眼不見為淨。

學生：我愛菜園村和大角咀的居民，我用這個方法來作為我愛國的概念。而且，中國真的很好了嗎？一個強大的國家會在國慶之日實行戒嚴的嗎？

學生：談愛國或愛一個組織是很危險的事，究竟愛國的定義是甚麼？很容易會因此被人利用和宣傳，例如愛德國就要殺猶太人。取而代之我們應愛周圍的人民。

呂：以前同輩中有三成幾的人無法升中學，那考試制度其實比今天還殘忍得多，那在更早的階段就淘汰人。只不過當年如果你生存得到，在中六中七卻比現在自由。其實，你們現時可以在互聯網做很多廣播，得到的自由也是我們當年所不能想像的，當年要寫字、執字粒，再印刷、找報攤發行來傳播訊息。

不過現在大學學期比以前長好多，以前每年上課只是二十周。不過反過來現在功課減了一半。我認為大家說服市民你的社會運動重要，比說服老師來得有用。你要清楚自己的目標。

學生：通識本來是鼓勵批判思考，為甚麼還要用marking scheme來限制學生的思考？

學生：現在的大學生已不想參與任何教育以外的活動，大家只心想GPA過3，生怕畢業後找不到有錢的工作。

呂：但無論如何，我不會鼓勵大家完全放棄考試，那對你將來很吃虧。如果你今年考高考，那你就犧牲這四個月吧，到未來你會有選擇。你就在考試的期間暫時把理想擱一擱吧。不過，我覺得新高中有問題，它多了一些projects和portfolio，那是由學校老師評分的，於是老師對你的影響大了。例如你可能要在project內也支持淫審條例。

學生如果有機會exchange，也可考慮去特別的地方，例如阿根廷，僱主和我一樣，看到每人的CV一樣，也想睡，突然看到你是阿根廷的，心想你去了阿根廷一年也仍未死，應該有料到，也對你有興趣。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社會討論的學習的，大多是十年前的事，你只是在跟隨別人，不如想想自己想做甚麼。如果我1975年穿低腰喇叭褲，那時是領導潮流，但只要我不變，三十四年後的今天便可以再領導潮流，你不變，起碼有自己的位置，這比你不斷變，不斷追隨別人為好，那樣你永遠不會有重要性。

聽眾：香港的問題已很嚴峻，那不只是教育有無用的問題，是整面社會有問題。即使你成績很好，做了精算師會計師，但加入公司後，他多是請合約制，每人做到十二時甚至凌晨二時，盡情榨乾員工。我是精算師，但我覺得如果繼續在公司努力效力，其實是做壞榜樣，害了下一代新來的員工也要這樣做，我要用腳來做決定，離開這家公司。

學生：教育制度一時三刻也改變不了，大家要清楚自己喜歡做甚麼，去做就是了。

羅永生演說

羅永生：香港人不管在性觀念還是政治取態方面都是保守。但以前香港人並非保守，例如二十年代的省港大罷工，引發大型工潮。為何今天進步價值在香港並不常見？有兩個因素。在殖民歷史裡，令香港保留了傳統主義，殖民者在香港有意扶植了這種價值觀和文化，尤其在全中國都邁向激進之時，也就是五四時代。第二是戰後問題，香港人口以難民組成，已厭倦了政治對抗。香港政府以非政治化的做法，令市民趨向保守。殖民地的做法是剝奪我們的主體意識。

今天我想介紹一本書《反動的修辭》。作者分析了近幾個世紀的反動論述。他說反動通常都是用幾種修辭方式：第一、悖謬論。任何改革都是適得其反，因為它總會帶來反作用，所以越改革越壞。社會如果想幫窮人，最後只會令窮人更窮。。第二、無效論。改革總是白做的，它永遠克服不了人性和社會定律，那是無法改變的，所以怎樣做都只會徒勞無功。你以為選了一位進步的政治人物，就有優良改變？其實誰做都差不多。他們根本不可能違反社會定律。第三、危害論。改革雖然有效，但它會帶來另一種代價。改革會帶來A，卻會令你失去B。風險太大了。例如說民主會破壞繁榮安定，那你要民主還是安定？保守派永遠用上述幾種論調來反對改革。

改革派如何回應？回應危害論，可以說，因為危害，所以非改不可，否則危害很大。例如八十年代，有人會說中國如果再不改革，就會被開除球籍（地球的會籍）。回應無效論，可以說既然要遵從世界定律，就要找出那定律。歷史證明，只要站在潮流的一邊，就是遵從了定律。回應悖謬論，可以說，你說改革會變壞，但我們的情況還可以更壞嗎？我們其實已走投無路，沒甚麼可輸，所以需要更激進的改革。

八九六四後，香港有一種屬於民主派的改革論述：民主拒共保自由。只要那做法能讓香港與共產黨保持距離，那都是有價值的。同時，殖民體制很多被保留甚或讚揚，例如公務員、專業特權、精英主義、消費文化，這些都被視為與共產不同的事物。事實上，他們這套「民主拒共」的概念，是缺乏反省的，對於民主怎樣做，也缺乏詳細的論證。民主派駕馭這種運動，但同時卻過於依戀這種運動，不願意踩出界線，並成為議席迷，對政制反思不足。所以民主運動內其實也有保守主義。他們害怕失去否決權，害怕失去議席。其實我們真的擁有甚麼呢？不過第二代的中產可能的確覺得現在擁有不少，所以不想改變。

香港的保守主義有組織、有目的。這些組織會河蟹化，想把更多人納入保守派。宗教組織也是其一。不過他們會用進步的修辭，例如談危機，政府會不斷說我們正處理危機、正面對邊緣化，所以各種東西都要改變。還批評說大家這樣保守，竟然去保護耕田的人。這種包含進步修辭的保守主義可說作是新保守主義，而這股勢力在香港也越來越強。

陳士齊演說

陳士齊：我想先定義一個重要的字：膠。膠人像吃了三聚氰胺，因而無法對人生作出反應。結果有膠能組別、膠特首、半膠立法會、膠鐵等。原來化學真的很重要，這個世界已經膠化了。

有說香港的特首制度是美國總統的加強版。又說立法會是高級審議委員會，但其實是白果審議委員會，永遠有膠能組別來阻路。九七年七月一日只是換了新殖民主子，仍然是殖民制度，可是比以前的更差，因為官員的才能比以前差，越搞越膠了。

另外，宗教在香港很有活力，那應可成為第七大產業。香港應可發展宗教中心。可是九六後，基督教急劇膠化。高鐵事件和五區總辭令人傷心，宗教直至近年歷史都是進步力量，但今天不只沒有貢獻，甚至是反貢獻。在高鐵事件，教徒去了哪裡？宗教完全失場。政制方面，更是反貢獻，例如蔡志森，他是叛場，還和權力分子結合，說「狗話」。

九六起，宗教突然去慶祝國慶，支持八九民運的中產感到非常吃驚。九八年開始搞明光社，推出反同志運動。然後到蔡志森反對五區總辭，那是宗教向民主發的第一炮。現在我一定要反他，這是一場戰爭。幸好反他以後，他開始收聲，不然教會會有更多狗出來講狗話。

但現在有兩極的問題，教會內的人視我為狗熊，教會外的人視我為英雄。教會內的人已確認自己是保守的，並說「我保守，你吹咩」，而教會內外的人竟然這樣南轅北轍。我懷疑人類社會會在二十一世紀因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歧擴大而分裂。

談背後的因素。首先是現代化。現代化講的是經濟發展，現在人人可去旅行和買手機，可是那會造成矛盾，當大家有錢了，就想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不變，並造成霸權。例如瑞士有人想建回教祈禱塔，社會決定舉行公投，當中出現反響，他們怕回教徒會令他們的生活方式受改變。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移民政策圍堵也是例子。以色列建牆自堵，把巴勒斯坦人圍出去更是上例。科技也令世界觀轉變，而舊有世界觀會強烈抗議，同性戀是一例。近代科技才證實同性戀和基因有關，於是那是天生的「悲劇」，不可稱作罪。二十世紀很多事物都變異得很急速，因此一定會產生兩派。

保守派事實上也有存在價值，要達到合理的政治決策，一定需要兩派的討論，決定究竟是要進取一點還是保守一點。但那問題是出在政治動作。保守主義是否與自由主義公平競爭？例如意大利會舉行公投決定是否反對墮胎。可是香港卻由教徒掌權，教會學校成行成市，大部分人自小都「膠膠地」，如果投票年齡降至十六歲，教會學校會要求逢中四以上的學生投票反對同性戀，因此教會一定贏。基督徒壟斷了特權，靠攏特權，和政權合一，組成神聖同盟，並選出合神心意的人選例如梁美芬為你捉老鼠。

這些特權者只擁抱舊習慣，一直只顧發「錢」，其實沒有改變。可是青年反對高污染、高損耗、高基建，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繼續下去，下一代將無法生存。美國的保守主義的高潮是小布殊，這個膠人總統搞了八年，提早令美國國力衰退。他要出兵伊拉克，是為了保障石油利益，可是最後既保不住石油，卻反而花了好多錢，這悲劇背後反映智慧問題，究竟通過保守是否就能維持社會？不可能，因為美國的保守主義就是高排放、高貧富懸殊。如果全世界都這樣發展，如果中國變成另一個美國，變成高排放、資本家俱樂部，那不只中國會受害，全亞非拉的人民都受害。其實中國的資本主義，已直接令菲律賓受害。

香港的問題是，中方曾承諾民主，但卻食言。而保守勢力為了保守，發現可犧牲民主訴求，尤其返教會的人都願意接受屈辱生活，他們認為不需要政改，只要為曾蔭權祈禱就可以了，搞甚麼祈禱一百小時的活動來解嘲，結果不和中方抗爭，並變成了和中方的有默契式同盟，不斷叫人不要爭拗，令香港民主不能走下去，是一個悲劇。

聽眾：民主會否造成多數人的暴政，也不算是公平競爭？

陳：所以我們必須同時談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瑞士的公投是失敗例子，設立祈禱塔是宗教自由，何以需要公投？他們太隨意公投了。公投前我們必須有一套好的憲法「墊底」，而且那套憲法不可隨意修改，香港的《基本法》基本上也是operative的，比內地好。

羅：是的，我們不可以只說民主優先，還要建立其他要素。那是民主派把民主活動自我邊緣化，沒有處理其他問題。

九龍城書節在20/12將仍有多場精彩演說，詳情見：http://www.roundtablecommunity.org.hk/bookfai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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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網址(facebook網站內)：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20976493857

寄託論壇法律版專圖

2009-12-20T14:20:00.008+08:00

昨夜順手給寄託論壇(內地一個留學心得交流的討論網站)的法律版弄了個專圖，從構思、拍照、編輯全是一手包辦，幾分鐘內完工，選材是牛津法律詞典內「Law」字解說的那一頁，也放上來秀一下。

We're killing

2009-12-16T21:49:00.001+08:00

The time is passing in the discussion,
striving for profit maximization,
world is dying during the vexed question,
we are all killing the population.

Sapere Lee
16 Dec 2009
at home

廣寒夢（下）之嫦娥篇

2009-11-01T15:05:00.007+08:00

幽深碧落伊人淚，
慨嘆癡心不變遷，
心牽墓冢英雄骨，
共對千年寂未言。

Sapere Lee
2009年11月1日凌晨．於家中

廣寒夢（上）之吳剛篇

2009-10-30T00:35:00.005+08:00

百丈喬玉桂，千年廣寒宮；
咫尺瞧倩影，雙眸淚矇朧。

Sapere Lee
2009年10月30日凌晨．於家中

七夕

2009-08-29T18:30:00.007+08:00

巧針穿引線，烏鵲結成橋，
繩緣隨彩縷，佳節賀良宵。

Sapere K.K. LEE
己丑年七夕節，於九龍西鐵線歸程上

星月華

2009-08-22T12:42:00.002+08:00

星夜琉璃，風吹綠柳，
碧水柔，月映浮，光華萬載不朽。

Sapere Lee
2009-08-21, 於紅磡海灣軒

(好像是這樣子吧，沒有存本，記得不清楚。)

涼宮春日

2009-08-19T17:20:00.015+08:00

友人在網上聊起了《涼宮春日》(涼宮ハルヒ)的話題，我自己了解不多，所以只是看看而沒有參與討論。不過《涼》系列中的《涼宮ハルヒの憂鬱》倒是我近年唯一一部所有劇集都看完了的卡通劇，內容背景主要是說一個思想不凡、能力出眾的女生(涼宮ハルヒ)本身的精神已經在她自己也不自覺下掌控了某個宇宙範圍(包括地球)的法則，偏偏她又極渴望與超能力者、外星人、未來人交往，因此超能力者古泉一樹、外星人長門有希和來自未來的朝比奈みくる便悄然不覺地來到了她的身邊，並交織出獨特的故事，也為正常人的男主角キョン帶來了一些麻煩。所幸者涼宮ハルヒ並不知道這一些，因此世界還是以她本身所認知的正常世界的運作方式存在著。

《涼》的最初版原著均為小說，我沒有看過。網上將之分類為「輕小說」(ライトノベル)，坦白說，我不知道何為「輕」。在網上查了一下，發現「輕小說」這個分類原來是日本開創的，其意大概和我們中文裡的「通俗」差不多，主要係以流行的語言撰寫，使讀眾可以「輕鬆理解」云云。由小說編成劇集，多少會出現與原著有差異的情況，《涼宮ハルヒの憂鬱》卻是獲譽為非常忠於原著的劇集[1]。

《涼》及其翻譯本在日本及台灣均是賣座非常，但對我來說，《涼宮ハルヒの憂鬱》其實就是給我在吃下午茶時候的伴菜，邊吃下午茶邊播放，不經不覺在約十個下午茶後就已經把整部《涼宮ハルヒの憂鬱》看完了。我其實沒有覺得這部劇集有甚麼不得不看的因素，但總體而言，《涼》劇還是構築了一個較為廣泛的宇宙觀的，如果要讓我來為本劇分類的話，我會將之劃分為輕鬆的「科幻小品」。劇中對角色性格的刻劃非常鮮明突出，在男女主角間的感情亦體現出中學生那種情竇初開的朦朧，很細膩。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既然涼宮ハルヒ的精神已經和某個範圍內的宇宙法則融和，那麼，是否代表若涼宮ハルヒ誤解了某些自然法則時，該等定律會自動扭曲以符合ハルヒ的誤解？其實，劇中涉及的非科幻情節其實是十分貼近現實的，愛情、流行次文化、青少年思想甚至社會制度等等都有涉及，顯然不是給小孩子看的。日本的主流文學界不接受「輕小說」作為正統的文藝體系之一，在成年人難以融入和理解的情節內容裡，《涼宮ハルヒ物語》系列其實已成功為年輕人的天地豎立起一幅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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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馮端, 2007,「涼宮春日的憂鬱」, 《中大學生報》零七年二月號： http://www2.cusp.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39&Itemid=21

小事隨記（四）：舊校重遊

2009-08-17T17:41:00.016+08:00

因為前女友跟我說想要方師兄寫的一本書－－《吹水無邊》，所以特地找了方師兄跟他買了本簽名版，後來才發現原來方師兄給我的是「簽章版」(見右圖)。方師兄已將本書收益撥捐台灣賑災之用。

(嗯…那位算是前女友吧，雖然我跟她只有過半個月的網絡情緣。)

為此，剛好母校(保良局八三年總理中學)校友會有活動，而方師兄是校友會活動的主力「搞手」，是以昨日回到了母校去跟方師兄拿書。

多年沒有回到母校，發現學校跟昔年我還在讀時的變化很大，甚至多了一小棟主建築。(原來只有主樓連禮堂樓、校工宿舍，現在在原露天籃球場上加蓋了三層的小樓，球場也變成了室內球場。)校園內多了很多花俏的東西，坦白說，我不喜歡，令我印象較深的是原來亂七八糟的小花園在重修以後很漂亮，還有一個小木架鞦韆，還有就是五樓對出的天臺修建的小園圃，也很漂亮。

　
李清照說「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武陵春》)，其實，在高速發展的現今社會，轉眼之間，人非，物也非。時代的巨輪在時間的長河中尚且不堪一擊，更遑論渺小的人和物矣。

校友會的活動是羽毛球比賽和排球比賽，兩樣我都不會。倒是見到了一些認識的人，跟我同屆的有章建中和Fila Liu，還有一些我認得但叫不出名字的，比較熟悉的有比我大兩屆的學兄們，包括方師兄和平師兄等，還有就是小師妹阿詩和我唸中學二年級時的班主任Andy Yu老師。一如往年，跟同屆的沒兩句，還是跟比我大兩屆的那群才能聊得上天。

本來晚上約了另一位中學同學去游泳的，可惜被人「放飛機」(放鴿子)了，就走到了青衣城商場，在Moz Burger隨意吃了個晚餐。適逢商場正在做以《IQ博士》為主題的活動，沒怎麼消費的我也就遠遠地拍了一下我十分喜愛的小雲和小吉等角色模型，然後便打道回府去也。

大學教席職銜對比簡照：香港大學與中外制度

2009-08-06T22:36:00.009+08:00

有朋友獲香港某大學聘用為助理教授，收到合同時卻發現聘任條款中給他的級別是「講師」，另外再額外給他「助理教授」這個職銜。他甚是不惑，跑來問我。我說，大學制度歷史悠遠，這些年來因為大學的發展趨勢，為配合世界的大學潮流和維持競爭力，因此好多原來的職級都在「名義上」被提高了。然而大學的傳統制度和規章不是說改就能改的，是以香港的大學們都出了一招：另外授予「功能上」的職銜，因此，很多舊有的職銜已經變成了「地下職銜」，取而代之的，便是與海外主流大學看齊的頭銜。

以下做了一個簡表，參照了香港大學和中、美、英的主流大學職銜制度做了個對比。

美國制		英國制		中國制	香港大學之制度

(全職教席)	(兼職教席)	(傳統制度)	(新派制度)		(委任職銜)	(聘任級別)
Chair Professor	(N/A)	Professo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教授 (Professor)	Chair Professor	Professor
Professor	Senior Lecturer	Reader	Professor	教授 (Professor)	Professor	Reader
Associate Professor	Senior Lecturer	Senior Lecturer / Senior Teaching Fellow	Associate Professor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Senior Lecturer
Assistant Professor	Lecturer	Senior Lecturer / Senior Teaching Fellow	Assistant Professor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Lecturer
Lecturer / Instructor		Lecturer / Teaching Fellow	Senior Lecturer	講師 (Lecturer)	Senior Lecturer / Senior Instructor	Assistant Lecturer
Lecturer / Instructor		Lecturer / Teaching Fellow	Lecturer	講師 (Lecturer)	Lecturer / Instructor	Assistant Lecturer

「宅」不是罪

2009-08-04T14:41:00.005+08:00

收到了《魔戒三部曲》譯者朱學恒老兄的電郵，他在台灣又做了些不了得的事，很令我感動。

「宅男」、「宅女」得罪誰了？「宅」不是罪，「宅」也可以對社會有貢獻。

嗯，就這樣。就是感動，沒有甚麼好說的。

二十七萬「秋後算賬」訴訟費事件之隨想

2009-08-04T01:30:00.008+08:00

（本文係對方師兄網誌「Fatty and Monopoly City」一文首部份(廣告部份)之回應。）

應方師兄「廿七萬繳款計劃」的想法，很有趣，但隱約記得香港使用硬幣付款有數量限制，特別查了一下。看來方師兄得另再想其他的方法了：

「……只要該等硬幣沒有經過任何受法律禁止的形式處理，即屬作為支付下列款額用途的法定貨幣─

　(a) 以面額不少於$1的硬幣而言，所支付的款額不超逾$100；
　(b) 以面額少於$1的硬幣而言，所支付的款額不超逾$2。　　」

（《香港法例》第454章「硬幣條例」第2條第(1)款）

另，我的認知是，法律援助署（法援署）是一個協助財政能力不足以應付合理訴訟的人去參與訴訟，以保障每個香港市民都能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障和權益。法援署會評審每個受助申請是否合理、勝訴的可能性和申請人本身的財政能力來決定是否批准援助和批出多少比重的援助，在我的理解當中，法援署的原則是要協助受助者保有和其他香港人一樣的法律權益，如果受助者在訴訟過後會因為訴訟相關的費用而面對嚴重的財政困難甚至破產，這並不符合法援署的宗旨。除非受助者是在援助批出後才突然遇上經濟問題而變窮了，否則受助者在訴訟後被訴訟費用弄得灰頭土臉是不合理的，這種情況同時亦表示了法援署的審核和計算援助額的方式有錯誤。

對於有人在接受法援署援助後而因訴訟費用而面臨破產，另一種可能性是政治因素：政府方面有人希望借助事件阻嚇市民透過法律的途徑制止或妨礙政府的政策，不管該等政策是否合理。

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希望事件只是法援署方面的計算程式存在錯誤，如果事件是因為政治因素而起，那代表香港已經有一些當權者正在破壞公平、公正的法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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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facebook群組「反擊廿七萬秋後算賬，一人十蚊掟響律政署大行動」之介紹(2009-08-04)：

巿民十元決志，反擊政府廿七萬打壓！
本土行動聲明及呼籲

本土行動成員朱凱迪及何來，於零九年七月下旬，
遭律政署追討皇后碼頭司法覆核敗訴的廿七萬訴訟費。廿七萬，足以讓朱何二人破產。這是皇后碼頭被拆兩週年，重置爭議未定之際，且是本土運動遍地開花愈獲關注的關頭；港府是否想效法新加坡，以逼人破產一招箝制異見者？

廿七萬堂費是懲罰是恫嚇

其實天星皇后碼頭保留運動的參與者自零七年八月一日起，一直承受著極大壓力，不斷進出法庭，見證著香港的政治現實：同一條罪名，別人不用坐牢，我們就要坐牢。「廿七萬」絕對有懲罰意味，相比當年盧少蘭就領匯上市進行司法覆核，政府為了加快法律程序、不拖延領匯上市，曾以事件涉及公眾利益為由，不向沒有申請法援的盧婆婆追討訴訟費。皇后碼頭司法覆核申請人明明已獲政府批出法援，但法援制度的疏漏令政府可以鑽空子向兩人苛索正式聆訊前的預備工作費用，那竟然就多達廿七萬。朱凱迪近月開始積極參與保衛新界菜園村、反對廣深港高鐵橫行毀人家園的運動，而運動近月開始廣受關注，更獲得了破紀錄的一萬四千份反對意見書；廿七萬債單恰於此時寄來，對異議份子的「恫嚇」意味撲面而來。

誰都不希望破產，但朱凱迪及何來的個人立場是，他們不怕破產，之後絕對會繼續原有的社會參與，以行動披露及介入我城的不合理現象。而這廿七萬的打壓，本身就會是香港政治及法治史上骯髒的一筆政治迫害，嚴重動搖了香港的法治精神、侮辱了法律制度捍衛公眾利益的本質——朱凱迪及何來將拒絕繳交廿七萬。

二萬七千個十蚊的力量

外界有許多朋友非常關懷朱凱迪及何來，主動提出捐款來幫他們避過破產之禍；在表示感激之餘，本土行動在此呼籲，與其憐憫少數代表「理想」的社會行動者，巿民更應該站到被打壓者的身邊；本土行動認為，我城需要的不是對行動者的更多憐憫，而是對政府的更多怒火。參考facebook小組熱心網友的提議，本土行動希望提出「十元決志」的構思：

我們的目標募集二萬七千位（或以上）的巿民，請他們每人認捐十元；這十元同時是一個決志，即如果律政司向朱何二人徵收廿七萬的堂費，各位認捐的巿民，就約好一齊把十元掟向律政署，向他們展示我們對於政治打壓的不滿，對於異議者的支持，對於城巿發展失當的滿肚冤憤，對於微小力量結集能撼動大象的信念與熱情。在追債魔掌伸出之前或之後，這群巿民都將是緊密監察政府的力量。

如果有巿民想認捐超過十元，我們不會阻止；但最重要的，是要掟向律政署的十元。政府想把社會集體異議運動的代價壓在貧窮的個人身上，我們就讓他們看到個體集結的力量；政府想用錢來恫嚇人民，我們就讓政府知道，化整為零後，錢也可以成為人民的武器。政府發行的十元硬幣，將變作大衛小子的石頭，擊倒巨人哥利亞。這是一場長期戰役。

本土行動
2009.08.03

附：「十元決志」參加方法

大家可以加入「十蚊掟響律政署」的 facebook group（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07714879308），亦請把姓名電話電郵到 10dollars4hk@gmail.com

留下聯絡是因為，訴訟費有六年追索期，律政署可能避過當下輿論的攻擊而暫不收數，但在未來六年任何一刻捲土重來，同時追計利息。因此我們需要保留認捐巿民的聯絡方式，為了日後的動員。我們的目標是徵集到二萬七千人的十蚊認捐與決志，並會定期透過電郵發送相關的訊息。

聯絡電話：
林藹雲：97424440
朱凱迪：6538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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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facebook群組「反擊廿七萬秋後算賬，一人十蚊掟響律政署大行動」的「Recent News」內容(2009-08-04)：

（較早前的 group description）

救救皇后鬥士朱凱迪．香港一人十蚊掟響律政署大行動

方法一，方潤建議：搵一個組織牽頭，向銀行預先兌換二十七萬個一蚊銀。一百蚊一包。

然後舉行一場遊行，邀請二千七百個人一起去律政司，排隊每人給他一百個一蚊。

方法二：在街頭舉辦「掟響律政署」大行動，好似遊樂場掟公仔咁，對住特區政府班膠官的「許願箱」人頭掟銀仔籌款

方法三：如果政府堅持唔收硬幣，我地可以唱十蚊膠幣，每張銀紙預先製成一個「膠球」，一樣可以掟，名符其實「派膠畀政府」！

方法四：每人寫一定數額的「借據」畀朱凱迪，等佢成為我地的「債權人」，於是政府追佢數時，就同我地有關啦－－例如政府申請佢破產的話，佢就可以把借據送畀政府，等政府在法庭上要討論下點樣向我地呢幾千個債仔追錢，例如每人用一舊水去掟佢。

2009.8.1 最新消息

剛和獨立媒體的林藹雲接觸過，最新的發展情況如下：

由於本土行動未有共識如何回應律政司，因此不會立即接受捐款。

但由於目前的情況，就有如「一把刀在頭上」，因此歡迎大家在 facebook 公開認捐。

就有如一些討論區的捐款一樣，先公開承諾一個數目，然後到真正有需要時，才正式收錢。

簡單而言，當政府見到本土行動真的有力支付時，政府威脅朱凱迪的企圖就會成空；因此我們能夠做得到的，就是全力為朱凱迪打氣，以及 forward 給每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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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署向何來朱凱迪追廿七萬訟費

要來的總要來，但也總是在最不適當的時候。當石崗菜園村保留運動和尖沙嘴巴士總站保留運動開始累積起政治壓力後，香港政府想起了一件一直收起來沒用的武器 ──兩年前的皇后碼頭司法覆核堂費。零九年七月下旬，我和何來女士收到律師的電話，說律政署剛剛寄來一張收費單，要向我們追討廿七萬訴訟費。這廿七萬不是整項訴訟費的全部，政府一方全部的訴訟費是一百三十萬，只不過因為我跟何來都是窮鬼，申請了法律援助，免去了其中一百零三萬。可是，分別又真的不是這麼大，因為一百三十萬足以令我們破產，廿七萬也足以令我們破產。到頭來，申請不申請都沒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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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方師兄網誌「Fatty and Monopoly City」一文首部份(廣告部份)內文：

廣告﹕反擊廿七萬秋後算帳，一人十蚊掟響律政署大行動

「請把姓名電話電郵到 10dollars4hk@gmail.com」(可以認捐十元或多於十元)

「留下聯絡是因為，訴訟費有六年追索期，律政署可能避過當下輿論的攻擊而暫不收數，但在未來六年任何一刻捲土重來，同時追計利息。因此我們需要保留認捐巿民的聯絡方式，為了日後的動員。我們的目標是徵集到二萬七千人的十蚊認捐與決志，並會定期透過電郵發送相關的訊。」

(方曰﹕用「決志」有點搞笑，現在又不是信教受洗。「認捐」就夠啦。)